张必良被广州的创业环境吸引 从美国顶级实验室回国创业 成RNA行业龙头

赢在转折点 要做世界第一

张必良教授

张必良顺利让基因沉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建立了国内首条寡核酸cGMP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的技术引进了企业，成为第一位走入广州民企的世界级科学家。

“中国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于我而言，可能属于赢在了转折点。”坐在位于广州科学城的办公室，归国创业十多年的张必良用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的人生路径。

远离广州中心城区20多公里的科学城，是张必良归国创业的起点。如果不是仔细的介绍，鲜有人知这家隐蔽在静谧创业园区的企业，是我国核糖核酸(RNA)领域的龙头企业，而身边路过的这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创始人，正是我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的专家。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杜安娜

非常规学霸路线

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必良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求学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时候，公派留学的名额非常少。

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三四年后，张必良申请到了留美学校和奖学金。他不得不辞去大学的工作。

张必良记得，1988年出国时，当时在国内想要看一本世界顶级的学术杂志，一般要滞后一年时间，而且最终看到的还是影印版。实验室设备国内差得更远。

张必良的专业是有机化学，时间基本上都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度过的。

张必良深知，虽然自己的化学专业不错，但英语是软肋，他上大学时，外语学的是日语。“当时上大学时，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出国留学美国，全靠自学英语”。更何况，那是交叉学科大发展的时代，产生了大批的专业单词，很多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

读博的五年时间里，张必良全身心投入学习，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实验。那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五年必须毕业，否则就拿不到学位。而真正能顺利在五年毕业的学生，其实一半都达不到。而张必良却在4年时间发表了4篇高级别学术论文，提前了半年毕业，是当时同届学生里唯一一个提前毕业的。

进入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

张必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看到媒体上对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罗伯特·切赫的报道。那个时候，核糖核酸(RNA)的研究刚刚兴起。“想着能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多好，我想用我的化学知识，去做RNA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兴起一个新的名词，叫化学生物学。于是，张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学领域。那时候，想去托马斯实验室的人，都是有志于去大学做教授的。这是不少人的梦想。竞争也相当激烈，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博士生，还有不少是带着科研基金的。

转入RNA的研究

张必良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学科成绩是全A，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后来，经过严格的面试，进入这个二三十人的顶级科研团队。后来找工作时，导师切赫教授给他写推荐信时的评价是：“稀有的科学家”。既有很好的化学背景，又能进行RNA生物学研究。

“要想在美国学术界‘闯荡’开来，主要靠实力和是否有高水平的论文。工作之后，要看有没有科研资金。” 奠定张必良之后研究方向的一篇论文，就出自这个实验室。张必良这篇博士后论文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它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RNA。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研究生命进化，是先有蛋白还是先有RNA。我们想知道，在没有任何蛋白的情况下， 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我要用体外实验去证明，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键的合成。”张必良现在说起这个实验来还津津乐道。

张必良的回国，与RNA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关系巨大。1998年初，张必良去麻省大学医学院应聘，与后来的诺奖得主克雷格·梅洛面谈，后来与克雷格·梅洛成为同事。他当时刚提交他们的一篇论文，是有关长双链RNA可以抑制基因表达，也即RNA干扰技术，克雷格因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奖。

40岁时想法不一样了

张必良看到了RNA干扰技术在市场上的广泛前景，萌发了回国创业的想法。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张必良来广州参加了多次留交会，发现国内变化非常大，市场有很大需求。

张必良说：“虽然外人看起来，当时在美国生活很稳定，但压力也很大，从技术、人脉、资本上来说，我并没有太大优势。”张必良觉得：“那时候已经40岁了，要做一个选择。当时就考虑，如果到了50岁，就更没精力了。”

“有一次在纽约我和我的导师出去，看到路边的乞讨者。他就对我说，他们拿着帽子在讨钱，我们是拿着计算机在讨钱。但当时我没有感受到。到40岁的时候，我重新理解了他这句话的含义。”

他还记得，广州那时候比较早就成立了一个留交会，当时的科学城还是一片农田。

回国创业对张必良来说，是一个重要抉择。2003年中科院广州生物研究院成立。同年，非典暴发，张必良那时正在广州，与他人合作开展用RNA干扰技术杀死SARS病毒的研究。

当时张必良发表了全世界首发的将RNA干扰技术应用到SARS病毒的论文。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复制。因各种原因，当时并没有用RNA干扰用于治疗非典药物开发。不过这让张必良更坚定地看到RNA干扰技术的应用前景。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启程回国。

对话

卖房挺过难关

广州日报：你现在如何在技术上保持站在研究的尖端？

张必良：我回来是想推动这个行业。目前，RNAi的药物研发在中国的发展还刚刚起步。

根据我本人还有世界权威人士的预测，核酸技术会成为下一代新的治疗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药物都会与RNA相关，它会作为一种靶标和药物。

广州日报：回国之后的创业顺利吗？

张必良：对RNA干扰技术来说，我是走在前沿的。最初回来时想做药物。但当时要融资非常困难。那时国内资本主要还是集中在房地产、IT行业。大家都觉得生物制药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所以受到了冷遇。

当时有很多政策和法规上的约束。比如，当时国内做的都是仿制药，一个创新药临床研究申报获批可能要等3~5年，假设要开发一种新药，可能我们还没进入临床研究，人家都已经上市了，所以投资人也不敢进。

广州日报：当时创业艰难有没有后悔过？

张必良：我从来没后悔过。既然做了，就要坚持下去。我当时想，我的公司要生存，制药这条路走不通，该怎么办？

非常幸运的是，这项技术可以为科研服务。我们生产化学合成的小干扰RNA(siRNA)试剂，然后把它提供给科研机构。后来，我们的市场打开了，试剂慢慢取代了进口试剂。目前，全国只有两家企业生产这种试剂。

当时我们回来时，发现所有的试剂都依赖进口，国内多是外国的代理商。

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质量一定要有保证，而且要比国外的试剂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要生存，一定要有造血能力。生产科研试剂，是我们中短期的目标，不断在开发新的科研试剂，取代国外，并且开发国外没有的，推动我们的科研水平。

我希望在RNA领域，把科研试剂做到全世界第一。现在非常有信心。从今年开始，在科研试剂这一块将进入国际市场。

广州日报：回国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张必良： 最艰难的时候是2007年左右。当时公司已经经营了三年还没有盈利。第一个投资人要撤资。当时我面临抉择，要做下去，就需要资金。

那时候小孩子在国外，慢慢也长大了。我希望他们能回国学一点中文。所以我就把美国的房产全部卖了，全部拿来继续做企业，就靠着这个挺过来了。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广州日报：这是否有违当时的初衷？

张必良：我所做的还是核酸技术，积累了很多人才，十几年接触下来，没忘初心。

这些年来，我们建成了首条寡核苷酸原料药cGMP生产线。主要给药企提供原材料。目前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我们从2012年开始，组办了广州核酸国际论坛。会邀请世界上在核酸领域顶级的科学家、企业家来参加。希望能提供中国年轻科学家一个交流平台，推动核酸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广州日报：为什么回来没选择到高校任教？

张必良：我做了这么多科研，积累了那么多经验。希望能把科学家的技术尽快转化。如果产业不做起来，没有资金支持，科研就成了空中楼阁。当然，国家需要有最领先的科研团队从事科学研究，但这应该是少数，大多数的科研要面向的是市场和需求。

我对世界这一行的发展非常了解，站在世界前沿。我看到，2008年~2010年，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及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在美国很多基于RNAi(RNA干扰)技术的企业破产。但到了2017年，基于RNAi技术药物完成了三期临床研究，并且效果很好，今年上市。这对整个RNAi技术是一个很大推动。

现在中国生物医药发展也很快，很多海外归国人才从事生物医药领域，下一个十年，一批成功的生物医药将会诞生。

广州日报：能坚持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的原因是什么？

张必良：虽然坚持下来，还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从事的是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事业，我觉得自己能做好。这个企业已经坚持了十多年，虽然小，但比较稳固，比较扎实，我现在就考虑如何做大做强。

回来之后创业，走得非常踏实。人生也好，企业也好，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感觉自己非常踏实，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企业下一步该怎么走。

张必良

张必良，1960年生，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2010年入选“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成员。1990年获美国Fordham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拥有发明专利32项，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张必良2004年回国创业，研发出了数十项核酸新产品和新技术，突破了国际专利的技术垄断，在世界上率先开发出实验动物用的miRNA类似物、基因沉默技术绿色生物农药和基因检测等创新产品；完成了亚洲第一个人类全基因组siRNA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