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3日相关报道。

　　说起当年的“大包干”，大名县万北村村民杨胜利记忆犹新：“队里的晒场之前只堆4个麦秸垛，到了1978年，几十个麦秸垛一个比一个大，挨挨挤挤，晒场都盛不下了。”1977年，万北大队第一生产队（以下简称万北一队）悄悄搞起田间管理责任制，尝到了“大包干”的甜头儿。

　　万北一队是全省“大包干”第一村，也是全国最早探索“大包干”的村之一。1979年11月23日，河北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两篇报道，一篇是消息《万北一队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另一篇是通讯《“金娃娃”落户记》。消息说：“大名县万堤公社万北大队第一生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后进队。从一九七七年秋季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后，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很快变成了先进队。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六相比，粮食亩产由三百多斤增加到一千多斤，总产由八万斤增加到二十八万六千斤。今年小麦亩产又由去年的五百五十斤增加到八百零一斤，总产由十四万斤增加到二十一万九千斤……”

　　当年的万北一队队长董可志现在是万北村党总支书记，今年73岁了。“我们穷怕了，饿怕了，不‘闯’不行啊！”11月23日，记者在万北村见到了董可志，他说，那时麦子亩产才100多斤，别说交公粮了，连口粮都不够。他每天敲钟“上工”，钟声叮当响，社员懒洋洋，出工不出力的越来越多，实打实干的越来越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也想过办法。开始是换干部，换了好几轮，没改观。换干部不行就分队，结果情况更糟，不得已又合到一块。1977年夏天大旱，放着井却没人浇地，麦子又减了产。

　　董可志和几个老党员一合计：既然“大锅饭”吃不饱，咱把地分包给各家干吧！干得好，多开工分，干得孬，少开工分。这样一来，户与户之间只有“比头”，再没了“靠头”。

　　说分就分。过去要一天干完的活，分包责任田后，一个早晨就干完了。大家把积攒的老坑土和沤粪都用在了田里。深更半夜里，别的生产队早休息了，万北一队的社员提着灯笼，还在地里忙。

　　半年过去，秋粮迎来大丰收。董可志伸出4根手指：“比上年秋季多收了4万斤！”第二年麦收，一亩地达到了五六百斤，比原来多了4倍。看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社员都“傻”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麦子，头一回吃上了白面馍。十里八乡都知道万北一队抱了“金娃娃”。

　　“‘金娃娃’差点儿被扼杀在摇篮里。”董可志说，“有人批评我们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质疑声声，阻力重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春风’来了，我们头上的乌云才散了。”

　　1980年，万北一队修改完善责任制，去掉工分，成为“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干”。1984年，董可志挑起万北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想：温饱解决了，得让村民富，“要想富，还得闯新路！”

　　董可志决定办企业，先办了一个麦芽厂，后来原料供不上，停了。1990年，他们又办了一家饲料厂，结果销路一直打不开。像当年搞“大包干”一样，董可志说，必须闯，否则只能原地打转儿。

　　得知跨国公司正大集团正在寻求饲料生产伙伴，董可志记不清去了北京多少趟，与正大集团有关负责人接触、洽谈，凭着执著、憨厚和诚恳，最终赢得认可，1994年建起了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从“土里刨食”到“市场掘金”，万北人钱包鼓起来了。如今，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年销售饲料3万吨以上，产值近1亿元，以万北村为中心，销售网络覆盖山东、河南等地。

　　“每月工资3000多元。”村民董全喜在正大饲料当了10多年装卸工，和他一样，万北人几乎都在本村“上班”。大学生申丽红一毕业就回了村，“不单是我，我们村的年轻人都‘恋家’。”她感慨地说，因为万北村不比城里差。

　　以正大饲料为龙头，近些年万北村发展迅速，养猪场、淀粉厂、面粉厂等6家企业相继建起，很多村民买了货车搞起运输。“我们村光小汽车就有40多辆。”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可成一脸自豪。

　　村子不大，热闹繁华。五六百米长的街道干净宽敞，两侧是两层或三层的商铺，服装、百货、通讯……应有尽有。“除了本村的，还有不少外地人也到这里租店做生意。”杨胜利开着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市，最高时年收入20万元。4年前，他种了2亩多果园，林下养了500只柴鸡，一斤鸡蛋卖到12元，依然供不应求，“我准备再闯一把，通过土地流转把规模扩大。”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让我们更踏实了。”董可志说，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来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幸福。（记者邢云 刘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