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江石鼓的长江第一湾，长江自此由向南改向东北，流入中原。视觉中国供图

　　因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整个绥江县城就地后靠。视觉中国供图

　　湖南夜市中的人。视觉中国供图

　　搬迁前的三峡移民。视觉中国供图

　　重庆的长江边上，人们在薄雾中钓鱼。视觉中国供图

　　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封闭改造。视觉中国供图

　　热浆糊般的夏天，江边多了好些胳膊和腿。小孩在“那条很长的河”里凫水，老大爷在岸边喊上几嗓，拴着拖鞋扎了一个猛子。

　　入夜，江水是消夏宝地，有吃火锅的，有打麻将的，藤条椅索性支在水中，坐在上面的人亮着白花花的肚皮，腿泡在江里。

　　子时，人群渐去，城市安静下来，只有江水发出声响。它自西向东，在中国版图上横贯出一条轴线，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细密支流连湖入川。再从轴线向两侧晕染，让6亿人生活在水边。

　　6亿人与长江共生。在上游丽江，东巴文化相信水是“自然神的鲜血”。纳西少年在成人礼上要围一条红色腰带，上面绣着的图案寓意“头枕玉龙雪山，腰系金沙江水”。

　　当长江流至赤水河，水更贵了。这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大坝的自由支流，中国能叫得上名字的顶级白酒，多产于此。酒企养活沿岸人，女工只用7秒就能拴好茅台标志性的红丝带。

　　至三峡，人与水要想个法子相处。每100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位三峡移民。重庆云阳人外迁到上海崇明岛，有人带走老家的黄土，有人带来故乡的黄桷树苗。一位移民去世时把车票传给子女，告诉他们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长江与人自远古相伴，北方居民即便不饮长江水、不食长江鱼，也在大气复杂的运动后，受益于长江气候。对于很多中国人，这条大江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1

　　纳西人杨树高的家在“长江第一湾”靠上100里，一张口全都是水的故事。

　　“长江本是自北向南流，到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改向东北，奔入中原。”杨树高内穿麻衣，外披羊皮坎肩，面色黝黑，就像古老壁毯上的人形，与背景区分不开。

　　他手指的方向，连绵的青山像地球的静脉曲张，河水在山间填充。因为这个弯，长江成为一条中国内河，不至于流向境外。

　　幼时，爷爷抱着杨树高念东巴经，每个纳西小孩都得到同样的教诲：“不要往河里吐唾沫，否则会变成猪。”洗衣服也要把河水舀出来，污水不能流进河里。

　　他们有70多种仪式，祭天、祭自然，认为人和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相信灵魂不死。

　　“纳西文化是人类的童年，但长江上游的文化常常被忽略。”杨树高研究纳西文化多年，信仰东巴教，但他的女儿已经不信了。

　　下游的经济繁荣抢走了许多注意力，杨树高感觉到文化上的不平等，“其实下游总是对上游充满想象。”

　　将近400年前，江苏江阴人徐霞客万里遐征，为期四年询江问源，厘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水系脉络。在游记中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是对少有外人涉足的丽江古城的第一声赞美。

　　在“长江第一湾”滚滚东流水旁，徐霞客的雕像北望昆仑江源。这是去年江阴市徐氏宗亲捐资，在丽江设立的。

　　河道像弹簧，收紧两端。湄潭县藏在贵州遵义的一片茶园里。抗战时期，浙大顺流西迁，一批知识精英在这里汇集。竺可桢一边放羊、一边教书，老百姓贡献出自家煤油灯。

　　河水还往内陆运去同济师生和故宫的宝贝。在四川宜宾东郊，一个叫李庄的古镇保留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硝烟驱赶之下，与民众流亡同步的是“文化迁川”运动。那是李庄人口与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

　　这段历史隐秘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事人却记得往昔情谊。如今，李庄古镇的开发和保护由同济大学免费规划和指导;李庄中学每年都会迎来同济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李庄还在2016年建成同济医院，医疗资源部分共享;去年是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远在2000公里外的李庄举行了一场110人参加的马拉松，活动的名字叫“溯源李庄，同跑初心”。

　　当时，李庄地处长江上游，同济来自下游，从下游到上游的外来人有了“下江人”的统称。

　　2

　　住在上游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也会成为“下江人”。

　　过了朝天门，重庆的江景繁华衰减，静谧浮出水面。水边的石子被冲得泛出灰色，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花边。老房子旧家，已经淹没在“花边”底下。

　　千禧年，第一批三峡移民落户上海，徐继波第一个下了船，落脚在崇明的土地。他抱着家乡树苗的照片被放大、再放大，挂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的墙上。

　　他先被安置在侯家镇横河村，后合并到陈桥镇鳌山村。2004年6月，因土地征用，他们一家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分了两套拆迁房。

　　因为手里的房子，三峡移民看见他就说他“发了”。起初，他还做农民，后来进了机械加工厂，厂子是夕阳产业，倒闭了，他又成了保洁公司清扫组的一名组长，用浓重的重庆普通话劝阻人不要乱扔烟头。他还当上了区政协委员，自称是唯一一个“骑电瓶车去开政协会议的委员”。

　　当年75岁的父亲没有随他一起搬走，几年后，想儿子的老父亲在电话里哭了，“我老了。”父亲说，“我只能是一个农民。”

　　三峡移民纪念馆的墙上还有更多照片，哭泣的、沉思的、迎来新生命的……这个以江边岩石为造型的纪念馆位于重庆万州，三峡工程120多万移民中，万州的移民超过26万人。

　　在万州，有不少以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命名的街道，比如上海大道、厦门大道，因水淹而重建的新城得到过东部发达地方的援建资金。

　　纪念馆里有个展区张贴着此地的移民史。春秋时期，巴族廪君部率五姓西迁，从湖北宜都县到重庆涪陵。巴人入川后，继续沿长江向西迁徙，到达今重庆后，又沿嘉陵江向川东腹地挺进，是三峡地区见于记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事件。

　　到了元明清，四川、湖北久经战乱，人口耗损、田亩荒芜，明代和清代发起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三峡地区停留了大量人口。他们的后代渐渐习惯向水讨生活，如今永远上了岸。

　　3

　　呀莫嗨么!喔——嗬!

　　天之下，地之上

　　一条大河在流淌

　　天之下，地之上

　　一根绳索绊大江

　　天之下，地之上

　　一群纤夫在歌唱

　　晨雾像一根烟柱似的在江上移动着，碰到青山，便顺势铺展开去，一头钻进峡谷。86岁的老船长易德华在清晨唱起“金江号子”，他身后是云南北大门昭通和向家坝水电站，长江从这里流向四川。

　　易德华不再挺直的肩背上留有纤绳的痕迹。别说是人，就算是江边的岩石，也留下过磨痕。“弄船人苦中苦，天晴下雨都在河坝头。”他说。

　　金江号子是拉纤时用来打气的口号，现在被改编成歌唱新时代的调子。拢船人、弄船人、船老大、舵爷、茶官头这些旧日称谓也都换作船长、大副、轮机长……

　　以前，除了这些江边“走水人”，渔民每天的生计也都在水里、在网上。水边生活，一网下去，一排两百个网眼，在水下绵延10米，像一堵城墙。拉上来时，网格上粘着白白灰灰的小鱼，如同晾晒的素色床单。

　　蓄水之后，洄游鱼类少了。下河捉鱼的营生也作了古。在昭通绥江，新县城划为A、B、C三个区，老邻居碰了面，先说自己住在哪个区。2012年，建设向家坝水电站时，6万居民就地后靠。

　　搬迁启动仪式那天，火红色的标语引人注目，右边是“高效率快节奏大搬迁大发展”，左边是“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搬新家”。

　　一座新城就像当地的苦竹，几乎一夜之间蹿出石缝。建设时，流动人口激增，施工的、进料的、做生意的。据说宜宾一个小姑娘跑到绥江C区工地上卖矿泉水，一个夏天赚了8万多元。

　　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说，本县没有金库，要从外县调款，平时一个月一次，也就2000多万元。新城的战役一打响，急需大量现钞，每周就要调一次，一次拉一个亿过来。在大山里押运现钞，让人提心吊胆。

　　绥江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搬迁。许多基础设施还没建好，但人们已经搬进了楼里。有户移民要把一套家具搬到19楼，当时电梯还没开通，搬家公司要价3万元，足够买一套新的。

　　一个叫柯昌富的老人，用四个车轮上的轴承做了一个手推平板车，把家里的东西打成一个个小包，背出院坝，再用小推车一包包推到新城。搬运床铺和橱柜时，全部拆成一块块木板，编上号，运到新家再逐个拼接起来。他往返一趟五六公里，风雨无阻，用了一个多月搬进新家。祖坟和古树都跟着搬迁了。

　　向家坝水电站下闸蓄水的第5天，江水上涨，有500多年历史的绥江老城缓缓沉入江底。上午10点，整个老县城已经淹没了五分之四，江面上除了一些被砍断的树枝外，几乎找不到一点老城的轮廓。

　　那几日，有个老大娘天天守在江边，看着江水的水位一天天增长，慢慢淹没自己曾经的家。

　　自从搬进新城，老人走失的事经常发生。街道还没来得及命名，楼房还是施工时的栋号。就算是年轻人，也有摸错家门或是找不到家的。

　　一些农民搬迁到县城后，总是在傍晚五六点钟去买菜，能便宜几毛钱。他们在规划的绿化带上强行开出小条菜地，在水位回落时，抢着在岸边种上粮食。祖辈栖居的江边，在政策上已不属于他们，但血液里的水分无法沥干。

　　举行拆除仪式的前一天傍晚，成千上万只金沙雀在县政府楼前的屋顶上、电线杆上，黑压压地叫。有人本想给老城留下些照片，却被飞旋的鸟包围起来。

　　第二天再去，一只鸟也不见了。在适应大自然、感知大自然方面，动物比人要灵敏得多。

　　4

　　过了三峡，舟至长江中游，河道迂回曲折，江面宽展，滋养江汉平原。河边有种潮乎乎的气味，大鱼捕捉小鱼，打得水面噼啪响。

　　湘江、资水、沅江、澧水，从东到西依次分布，在沿途接纳大小溪流之后，全部汇入洞庭湖。老话说，两湖熟天下足。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乡的小吃天下无双，有些人即便出去闯荡了一圈，见了些世面，也咬死不肯松口。

　　重庆是码头文化，火锅就是码头菜，没时间做精致的，干脆一锅煮。喝了几杯山城啤酒，上头上脸，胡乱朝着江边伸手一指：“重庆，你随便耍，哥子给你扎起!”

　　还有西南地区的烤鱼，沿着鱼腹正中一剖为二，用筷子或者篾条撑开，取盐和辣椒粉腌制一下，就可以坐等夜色降临了。脚下泡着江水，眼前是家乡的一缕热气。

　　到了湖南，火锅是不大吃的，街上湘菜很多，川菜馆子少，北方菜更少。

　　“在湖南，吃辣有鄙视链，越是山区越能吃辣。”一位当地人说。将生辣椒置于炭火或煤火上烤熟，撕去焦皮后，用麻油酱油调味，或是将生辣椒切条，用油煎熟，以盐和豆豉调味。总之，餐桌上少不了辣椒。

　　在城市深处，通宵营业的小馆子，老板面冷心热，烧得一手好菜。除了传统的口味虾，还有价格不便宜的口味蛇，又香又辣，味入肌理。

　　吃夜宵多是复数，三朋五友，吃完一顿辣，摇摇晃晃回家。“湖南人爱交朋友。做互联网社交的很多人是湖南人。”当地高新区的一位管理者说。

　　“微信之父”张小龙、快手创始人宿华、陌陌创始人唐岩、映客创始人奉佑生、世纪佳缘龚海燕、58同城姚劲波都是湖南人。前两年，湖南当地趁着机缘，开始筹划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专门把开会时间定在清明节，趁大佬回乡探亲时举办。

　　不过，一本诗集很难被屏幕取代。岳麓书社摆着一块上了年岁的木桌，古籍室里陈放着3万余册品相上乘的明清刻本和民国印刷本。老楼歪歪扭扭地立在闹市，灰墙木窗外，据说是橘子洲烟花的最佳观赏点。

　　站在岳阳楼上，洞庭湖的江面映着云光。以前，采砂船在江上川流不息，阳光下透着微微的铁锈味。再早之前，这是滕子京被贬黜的边远地区，他治水患、筑堰堤、尝辛辣。如今，与时俱进的人们都盼着分一杯互联网的甜羹。

　　5

　　朱自清在那篇著名的《背影》里写：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长江流至下游，江阔水深，两岸土地上站的人也稠密起来。上世纪60年代以前，若要过江，散文家描述的情景便要重现。

　　当时，中国的铁路线还不似这般密密麻麻。两条大动脉，一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线，一是南京到上海的沪宁线。河道掐断路的进取心，由于长江阻隔，动脉不能连接。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想了个法子，火车从铁路一直开到栈桥上，再用轮渡把整个车厢运到对岸，每天大约通过8次。

　　现在，如果有人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会经过100多座桥。它们从头顶缓缓而过，斜拉桥的拉索辐射出几何之美;吊桥在江上画出一道抛物线;拱桥插进山谷，跃出一道彩虹。

　　等到夜晚，面色坚毅的桥又换了副面孔，灯光增加了柔情。久坐办公室的人们喜欢到桥下散步，吹一吹晚风。

　　水离不开桥，桥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水。长江上这些形态各异的桥，都要从南京长江大桥说起。它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建成于1968年，又称“争气桥”。

　　南京滨江花园距离大桥只有几百米，在社区居委会的4楼，有一座微型博物馆，展出的主题只有一个——大桥下的文化。

　　几十年前，这里住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工，棚户区改造后，老桥工们都搬走了，当初的记忆留在了这间不算宽敞的屋子里。

　　冯永祥是微型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老年人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缅怀，青年来这里看主要是好奇。”

　　展厅橱窗里挂着大桥图纸、设计模型、桥工的帽子、口哨和工具。印有大桥图案的茶缸、暖壶、洗脸盆、钟表、粮票和笔记本组成一个几十年前微型的家。

　　与大桥的合影就更多了。这块地标建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人“必到此留影”之处。人们的衣着、表情和动作全是时代缩影。

　　一位志愿者说，他给博物馆捐藏品，记录下的都是大桥的辉煌，他更想让人们记住的，是这座大桥建设者们的精神，是中国的建设者们面临困境，这才是这座大桥留给南京最深刻的城市记忆。

　　工程设计的难度自不必说。大桥每个墩底部面积400多平方米，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有一年9月，洪水把北岸锚冲断，只剩主锚锚定位置，五号墩在水里摆来摆去，建造者回忆，那是最危急的一个时刻。

　　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浇筑大桥筋骨的是一群20岁出头的桥工，头顶蓝天，脚踩波涛。

　　上世纪60年代，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来南京燕子矶公社招工，冯永祥立马报了名。工人要求很简单：年轻力壮、政治背景清白、长相端正即可。

　　大桥建设分四大工种：装吊工、铆工、木工、混凝土工。冯永祥是装吊工，技术含量不高，但极其艰苦。建铁路桥时，装吊工要跟着铁路走，他负责铲道渣。夜里零下五六摄氏度，工人们手拿铁锹一锹一锹地铲，将道渣装进火车皮上的竹筐里，拖到别处再倒出来，“铲道渣的时候，衣服都汗湿了，等坐到火车皮上风一吹又冻得发抖。”

　　铆工也不容易，一个铆枪19.8公斤重，有时得举到头上去钉，钉一个需要半分钟，一方面胳膊吃不消，另一方面铆枪震动、噪音太大，很多铆工后来耳朵都不大好。搞电焊的，一个班下来，烟熏火燎，晚上回去睡一觉，眼睛就睁不开了，去医院拿点药，第二天接着来。

　　8年时间，天堑终于变成通途。通车那天，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红色多，挂幅、车头大红花。第一辆开过大桥的彩车上，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桥上是人、路上是人、连树上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挤掉的鞋就装了两个卡车。

　　南京军区为检验大桥质量和部队战备情况，组织80辆坦克和60多辆轮式车辆编队驶过大桥。

　　大桥成了工人阶级的精神图腾，刻着毛主席语录，塑造了三面红旗，引桥建了工字堡。当年桥上白玉兰灯的造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定下的，符合中国人审美。

　　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外观模型第一次对外公布，当时要选两名表现积极的工人和模型一起游行。冯永祥被选中了。

　　他和另一名同事身着军装，手握冲锋枪，分列大桥模型的左右两侧。卡车载着他们从鼓楼一直开到了挹江门。“我站在卡车上一动不动。”冯永祥迎接着人们的注视，“觉得自己那一刻就是一个战士。”

　　如今，冯永祥坐在老旧的椅子上，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他是桥工联谊会的会长，本子里是老桥工的联系电话，有人的名字已经画上了框，手写注释于某一年去世。

　　1999年，冯永祥第一次发起桥工联谊会。与当时最好的朋友30多年没见，第一眼看到对方，竟都愣住了。

　　任发德80多岁了，是当时大桥摄影组组长，挂着德国产的哈夫林相机，为南京长江大桥拍摄了二三十万张相片。直到现在，天一晴，他还是坐不住。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参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我感到很自豪。”钢筋工袁建昌赚了工资，攒了180元，买了部照相机。一有时间就去桥上拍照，几个拍摄最佳点，他都掌握了。

　　原先宝塔桥有家照相馆，大桥一通车，就改名为大桥照相馆，生意异常红火，没几年就成为南京当时最大的照相馆之一。

　　同样以大桥命名的还有大桥饭店、大桥电影院、大桥牌烟花……就连第一辆南京本地产的自行车也叫大桥牌。

　　黄庆桥父辈从湖南搬到南京，大哥在秋天出生，叫黄秋桥，二哥在春天出生，叫黄春桥。南京是个火炉，那时候没空调，三兄弟经常带着席子去桥下乘凉，一待就待到晚上十一二点。

　　在大桥的家属区大院，年纪四五十岁的人里有很多重名，那时候哪家生了孩子，老大起名叫长江，老二就叫大桥，还有的干脆叫桥墩、钢梁、铁柱。

　　冯永祥的儿子在大桥建成的第二年出生，起名冯飞桥。“大桥是我人生的重头戏。”他说。

　　6

　　上海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高楼也流动了进去。

　　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在经历了那么多山峰河谷、平原丘陵和城市景观后，长江在上海崇明入海。

　　“上海是江南水乡，不缺水，但缺好水。我们是长江的最后一站，吃的是上游的洗脚水。”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开玩笑说，“10年前，区长最大的本事是拆了房子造房子，现在是拆了房子造绿。”

　　他说，崇明未来的发展，不听人话，听鸟语。“但是岛上的70万人怎么办?”

　　崇明岛有许多绿地、水地和滩涂。阳光正好时，绿叶不动，街道干净，这也许有三峡移民徐继波的一分力。

　　崇明岛“下腹”靠江处有个堡渔村，以前叫“长江队”，全称长江渔业大队。上海除了有世界闻名的陆家嘴，也有出卖体力的捕鱼人。

　　明代万历年间的《崇明县志》上写道，“崇人生长海滨，尽得水族之性，故善渔”。

　　抬眼望天，低头见水，唯独看不到岸。崇明附近水域，一月有鳗苗，三四月有刀鲚，五六月有凤鲚，白虾几乎不论季节、下网就有，以往渔民一年四季都可在长江入海口“捞金”。

　　随着水库建设，长江新航道的规划，长江口禁捕区域越来越大。去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昔日的“船上人”陆续都上了岸。

　　上海超过七成的饮用水都来自长江，超过1300万人口受益于此。纵观世界历史，繁华多依水兴起。长江边上的日子，总是离不开水。人们靠水灌溉、吃水解渴、下水捉鱼、用水运输。除了经济效益，单单是望着江水也提供了足够的审美价值。不然，怎么会有古人面对长江，吟诵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83年8月7日，一个平凡的周日的晚上，下班回家的人们习惯性打开电视机，一部名叫《话说长江》的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在那个旅游还属于奢侈消费的时代中，中国人第一次以各种难以想象的角度看到了长江的全貌。

　　在此之前，他们与长江的故事，只是自己知晓的一个小节。(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