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2日，曲格平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说起环境治理问题，他眉头紧锁。贺延光/摄

　　曲格平近照

　　1985年11月，英国塔维斯托克家族向中国赠送麋鹿。麋鹿原为中国特有物种，一度消失，英国塔维斯托克家族曾在19世纪末期将麋鹿从中国带回英国饲养。经磋商后，该家族于1985年送麋鹿回家。受访者供图

　　2017年8月19日，环保部强化督察(第十轮)第七组在河北省沧州市督查，沧州大化TDI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人在调整污水液位计浮子，并进行PH值试纸检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隽辉/摄

　　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今年88岁的曲格平有几个“第一”：他是我国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国家环保局的第一任局长，也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

　　曲格平说自己干环保纯属偶然。1969年，曲格平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当时日本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曲格平所在的机构研究中国是否也有环境风险，曲格平承担起这个任务，从此与环境结下不解之缘。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全球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那是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的会议。1973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曲格平和会务人员印发了一期简版增刊，专门揭示中国的环境问题，令参会者震惊，由此揭开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序幕。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独家专访曲格平，由他的视角记录展现中国留住青山绿水的曲折历程。

　　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曲格平把他所代表的第一代环保人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把环保这块巨石推向山顶，眼见巨石快到山顶了，却又倏然滑落到山底。

　　作为我国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资委首任主任委员，曲格平见证了我国环境保护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但他一度颇感无奈地说，“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环保，蓝天碧水似乎总是得而复失。”

　　然而近几年我国环保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让这位耄耋老人的情绪明亮起来。最近的一个信息，更令他欣喜有加：201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勾勒出2020年之前，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的战略详图。

　　令曲格平感到振奋的是，“这份高规格文件展示了国家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他清晰地记得，我国环保领域第一次出现高规格的文件是1978年12月31日。那天，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

　　鲜为人知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转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这份有关环境保护的。

　　改革开放40年沧桑巨变，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有关“中国能不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魔咒”的争论反复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深入人心，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锤定音，成为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关键词之一。

　　对比40年间这两份高规格文件，给曲格平留下的印象是，早先那份号召的话语多，最新的这份大多是实招，很多务实的举措是他当年“想都不敢想的。”

　　改革开放40年来， 曲格平参与见证了从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到环保法长了牙，从环保部门4次重组到升格为生态环境部，“美丽中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环保“基本国策”到“美丽中国”

　　2012年11月底，曲格平在家里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

　　同为“80后”的斯特朗和曲格平相识于1972年。当时，联合国正在筹备人类环境大会，那是各国政府第一次共同聚焦环境问题。作为大会秘书长的斯特朗专程飞抵北京，希望刚刚重返联合国的中国能参与那次大会。受周恩来总理的指派，曲格平等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一盛会。

　　其后数十年间，斯特朗多次访问中国，退休后还曾长期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与曲格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通说，“你们刚刚结束的重要会议，或许会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曲格平回忆说，斯特朗所指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这位国际友人敏锐地注意到，这次会议的主旨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成章，这在全世界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中都是罕见的。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曲格平感慨道，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与经济发展的节奏密不可分，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并没有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与之并行的是，40年来，环境保护在我国政策层面从未缺席。

　　曲格平说，在文革左倾思潮影响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们的观念里，“社会主义是没有污染的”，但当时的事实是，官厅水库、白洋淀、桂林漓江都已出现严重污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污染已经如此严重，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生产规划纲要，工业和其他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之后，那将成什么样子呢?”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秩序逐渐恢复，进入城乡建设局保护部工作的曲格平觉得有必要把国家真实的环境问题反映给中央，于是在1982年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查。

　　他提交的数据被认为“耸人听闻”：“环境污染和部分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到950亿元以上，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环境问题已构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和威胁”。

　　曲格平说，这份调查报告被送到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进行讨论，一些被邀请参会的专家认为，数据是站得住脚的。正是这份报告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作出一个决定，要在1983年年初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环保大会，动员全社会关注环保问题。

　　曲格平记得，万里拍板说，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基本国策，像计划生育一样，必须摆上重要议程，认真加以对待。

　　1984年1月，全国环保大会主旨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保证条件和战略任务，是一项重大国策。

　　在曲格平看来，这一决定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1972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人类环境会议时，才真正第一次接触到环境保护的概念，而在10多年后，环境保护就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几乎又一个10年之后，1992年，当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时，已经有了不少被国际认可的环保成绩单。那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首次明确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

　　从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作为亲历者的曲格平认为，这在观念上是很大的进步，并与世界接轨。“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在发展冲动中，环境保护喊得多，做得少，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争论从未停止。”

　　真正让曲格平感到深刻改变的，正如他的挚友所断言，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环境保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这期间，令曲格平印象深刻的事件接二连三：甘肃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之后，有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甚至有3名省部级官员，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被喻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走遍了31个省(区、市)，推动解决了很多百姓身边的污染顽疾，着力纠正了一些地方“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错误政绩观。

　　曲格平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环境保护的章节更加浓墨重彩，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列举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从绿色发展方式、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每一项都直指环境问题的要害。

　　从重拳治理淮河到打赢蓝天保卫战

　　中共中央1978年12月31日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并直接带来了桂林漓江的一场大保护行动。曲格平说，那或许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治理行动。

　　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是很多外国游客到访中国的览胜之地，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企业依江而建，肆意排污，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消息登上了国外的媒体。

　　曲格平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在得知漓江污染的问题后，专门作出指示，漓江要赶快治理，不治理就功不抵过。1979年，国务院专门发文对桂林漓江的治理提出要求，最核心的内容是，沿江的37家工业污染企业全部关停。

　　这一严厉举措在当时引起震动。曲格平说，这大概是我国环境治理史上，为了保环境质量，第一次大规模地关停污染企业。这一次重拳出击，为桂林漓江的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使其彻底告别来自工业的污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处于建章立制阶段，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正式成立。自此，环境保护的方针、规划有了专门的部门来制定、落实。

　　在曲格平看来，我国真正大规模治理污染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说，这与当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尽管政策层面不希望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各地上项目、铺摊子热情急剧高涨，再加上当时全国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致使我国污染问题加剧，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结果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1994年7月，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中国大规模环境治理大幕由此拉开。那个夏天，久旱之后的几场暴雨，裹挟着淮河上游河道里积攒多时的高浓度污染团，一泻百里行至下游，造成安徽、江苏两省上百万人饮水困难，水产养殖户赔得倾家荡产。

　　曲格平说，国务院调查组在现场调查时，老百姓打出了“官清水清”的横幅。淮河严峻的污染现实，使得国家下决心要治理淮河，并提出了1997年年底淮河沿岸所有污染企业一律要实现达标排放的目标，不达标的一律关停的铁令。

　　为确保治污的严肃性，1995年8月，国务院签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条例重申治淮的目标，由此开启我国全流域、大规模治理的先河。

　　尽管有法规威慑，但一开始淮河治污并不顺畅。曲格平记得，一些地方利税大户想不到会因为治污不达标而被关停，有的企业甚至叫嚣，国家不给钱，就不治污。直到临近关停大限，一些企业才醒悟，原来达标排放真的是一个门槛，跨不过去就得死。

　　1998年1月1日零时，国家环保总局宣布，淮河流域1562家污染企业中，有215家停产治理，190家破产、转产，还有18家因治理无望彻底关停。

　　淮河治理大幕拉开后，国家继而选择污染较重的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北京市和渤海等河湖、地区、海域等进行大规模治理。尽管从治理效果看，这些河湖、城市、海域的环境状况与碧水蓝天尚有差距，但深深触动了地方官员及企业人员，使其意识到环境保护已是一道生死线。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很多部委退出历史舞台，令人瞩目的是，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

　　20世纪的头12年，在曲格平看来是我国环境保护压力最大时期。这一时期，支撑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是一大批重化工项目，这些项目高耗能、高排放，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作为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权威人士，曲格平曾在2005年痛心地指出，“十五”规划中，二氧化硫和COD减排是所有约束性指标中，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我国环境治理再次迎来大规模治理是2012年之后，这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8年重组为环境保护部，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彰显了国家治理华北地区雾霾污染的决心，文件明确到2017年年底，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为人知的是，早在这份文件出台前两年，曲格平曾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份文件，建议支持北京市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他强调，“京津冀治霾已经刻不容缓”。

　　这一次，《大气污染行动计划》不再是纸上谈兵，开始得到强有力执行。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冬季清洁能源替代、重污染天应急措施落地、淘汰大批散乱污企业等一个个硬骨头，5年来都被啃下来了。2017年年底，京津冀地区交出一份难得的蓝天答卷。曲格平评价道，大规模环境治理就应该打这样的组合拳。

　　很多环保人士注意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表述，曲格平说，这与过去提的“打好蓝天保卫战”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彰显了决策层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环境质量的决心与魄力。

　　2018年3月，环境保护部再次重组，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建设美丽中国成为重中之重。

　　环境保护法从“试行”到“长出牙齿”

　　曲格平既是1988年国家环保局成立时的首任局长，也是1993年全国人大新设立的专门委——环境保护委员的首任主任委员，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期间，他的职责多是执法，而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的工作多是参与环境资源的立法以及执法检查。而他对环境资源类法律的关注从1978年就开始了。

　　他回忆说，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宪法》。在新《宪法》中，首次列入环境保护条款，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有了《宪法》的依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为当时的临时办事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1979年年初成立了环保法起草小组。

　　曲格平是这个起草小组的成员，在众多环保法律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很快拿出了法律文本的送审稿，经国务院审定后，提交1979年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实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法律。

　　曲格平强调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颁布最早的少数几部法律之一，直接推动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曲格平做了一个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是何时制定”环境基本法”的呢，美国是1970年，日本是1967年，法国是1976年，英国是1974年，瑞典是1969年。他说，就时间而言，我国环境基本法建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晚，但差别在于，我们有的法律条款不够硬，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另一方面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1993年，曲格平“转岗”到全国人大工作，让资源环境法成为有效力的硬法，使一些有效的治理模式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他的法治理念与价值追求。

　　从1993年到2013年，曲格平历任两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在两届任期内他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法两次修改，一部法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改两次是不多见的。

　　曲格平回忆说，1993年10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建议被批准后，他提出，要做大修改，改变现有法律缺乏约束力的局面。修改草案提出“不同的城市要限期达标，污染排放要实现总量控制，要发放排污许可”等很多有约束力的条款，但在征求意见时，有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界代表认为，法律太严，做不到。

　　修改草案在审议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虽经环资委据理力争，但一些重要法律制度和规定未能纳入1995年通过的修改决定中。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后，曲格平力主再次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并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时隔3年再对一部法进行全面修改，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实属罕见。

　　1999年8月，环资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修订草案。曲格平在会议上说，审议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企业依然对总量控制、排污许可和排污总量收费等规定强烈反对，但经过多次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总体上接受了环资委的意见，有关超标违法、总量控制、排污许可、排污总量收费等核心的环保制度最终在法律上取得重大突破。

　　随后的环境保护法修改，更是充满波折。一直带着“试行”帽子的环境保护法是在1989年摘帽的，但这部环境领域的基本大法，却一直没有列入修改议程。

　　2013年，曲格平离开全国人大环资委岗位，但一直保持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关注。他多次呼吁，环境保护法实施20多年从未进行修改，其内容已难以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约束，特别是环境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一直遭到诟病，修法亟须提上议事日程。

　　但现实中，由于各部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平衡未能取得共识，环保法修改一波三折。2011年1月环保法的修改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依然激辩未止。

　　曲格平记得，2012年下半年，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这份遵循“小修小补”原则的草案遭到了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一个月内就收到9000多名网友的上万条意见。

　　曲格平说，很多学者找到他，言辞恳切地说，这样的“小修小改”会白白浪费等待了20多年的修法机会，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改。他向有关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能有一部立得住的环境基本法出台。

　　这一版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被暂时搁置。曲格平说，转机出现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五位一体”的执政思路，学界敏锐地意识到，环保法修改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

　　2013年，环保法修订，再次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曲格平记得，那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形成了共识，环保法的修改要大步前进，不能再小打小闹。这一年的6月，环保法修正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在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强化监督等方面有了突破。二审稿草案再次向社会征求意见，有800多人提出2000多条意见。

　　一个重大变化是，提交审议的三审稿草案，从“修正案草案”变为“修订案草案”。2014年4月，四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对于老环保法，新环保法中只有两条一个字未改，其余45个条款全部做了修改，此外还新增了23条法律规定。修改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很多被学界力推的铁腕治污手段被吸纳为法律。为改变老环保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低的局面，新环保法引入按日计罚、环保部门可以对造成严重污染的设备查封扣押等严厉手段。

　　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整个过程，曲格平持续关注，他欣喜地看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这部法律的修改，学者和社会组织都积极建言，为制定一部“有牙齿”的环境保护基本法贡献智慧。正是有了这部有力量的法律，令一些排污者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2012年，曲格平撰文说，要充分认识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做好全面调查与风险评估，还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长期治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在曲格平看来，这就是一份带有长远眼光的、目标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刘世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