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作者：叶永烈，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