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邓小平经中央同意退休。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了由他倡导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他在晚年仍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思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分配问题是他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他在晚年对分配问题情系群众，萦萦于怀，见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直面现实坦言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①。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会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③。在这之前，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也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④。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中国在经济发展起来和效率提高以后，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能够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把能不能够解决好分配领域出现的过大的差距，能不能够通过缩小这个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高到是不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⑤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入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⑥。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要充分重视两极分化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

由上可知，邓小平在指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同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7}。这是他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角度指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这个警示是十分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特别强调，中国如果发生动乱，不但对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利，而且也会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他曾经在同外宾谈话中诚恳地指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是对中国如果发生动乱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说明。

两极分化之所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因为这是关系到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本来属于全社会享有的改革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少数人富裕甚至暴富，其中不乏通过非法手段侵占社会财富，侵害多数人的利益，这就不能不造成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包括尖锐的阶级矛盾。当多数人利益受到损害、处在贫困状态而且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的爆发，甚至往对抗的方向发展，就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过人民能够忍受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而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这里还要看到，两极分化不但会引起的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尤其是中国有着长期封建流毒的影响，一旦暴富就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贫富两极的鲜明对照。而今天的某些暴发户、腐败官员的腐朽生活，就是当年的石崇一流也为之逊色。一面是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豪宴，一面是有的打工仔为讨回区区几千元的工资而被打断了腿；一面是住豪宅、包二奶，一面是求温饱而不得。这种两极对比，对于已经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年的人民群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冲击力呢？难怪一位学者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富二代”的小姐派了30辆奔驰车到机场迎接她的爱犬，这种连当年孔二小姐也自叹弗如的怪现象，满怀愤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横流欲海拍天来，不见苍生只见财。卅辆‘奔驰’迎一犬，一家暴富几家灾。”

诚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利益分配关系明显失衡造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两极分化明显，不能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往往是以群体事件作为表现形式。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10多年的时间里，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过去翻了八九倍。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而1997年之后则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里还要指出，由于两极分化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上弥漫着嫌贫爱富的不良社会风气，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天平发生了倾斜，弱势群体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弱，促使政府、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对立情绪升温。吉林通钢7·24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由私企建龙重组通钢，让有30年工龄的老工人全部下岗回家，每月领取无法养家糊口的三四百元工资。这样重大的措施，广大职工连知情权都被剥夺，私企派来大量人员占据了通钢很多重要领导岗位，并扬言要把原来的通钢工人通通炒鱿鱼，这种漠视工人的起码权益、连工人的饭碗都要砸掉的威胁性说法，又怎么能不激化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不能不使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邓小平还进而提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到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下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的。

要善于在总结经验中求解难题

邓小平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⑧。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事实证明，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出现，都有其产生的深刻原因，只有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才能认识它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以此来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⑨。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不断总结经验作为保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的重要保证。应当说，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是我们党的彻底地对人民负责的宗旨所要求的，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而且还极为重视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他看来，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深刻的试验，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的探索过程。这个探索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正如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它还在探索之中”。诚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获得了巨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但即使这样，还应当实事求是地说，这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阶段性的重大成果。这个理论及其相应的方针政策的继续完善和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还有待于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

邓小平强调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是坚持了实践的观点，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那种不容许出一些问题，犯一些错误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同样，那种把实践标准只用来检验过去，而不必用来对待现在的观点，也是幼稚的。邓小平与这两种错误的观点相反，他既勇于实践，勇于改革，又勇于正视实践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说过：“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0}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邓小平上述倡导的深刻意义。

邓小平关于要善于总结实践中经验的重要思想，为我们解决包括分配在内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力求缩小收入差距，体现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原则的要求。这里需要指出，关注民生的种种措施，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底层群众的生活水平，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但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关系到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而分配是同所有制的结构，特别是坚持与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紧密相关的。这是邓小平在关注分配问题时，十分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深刻原因所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明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属于社会所有，其相应的产品也就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这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可能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需要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这种以私营经济为主要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以不损害、不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为前提的，这就是中央所坚持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其速度之快、比重之大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应该说，这是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因此，要切实贯彻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有力地制止以“改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的错误做法，进行政策性的必要调整，通过调整逐步完善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在国有企业中，要建立和完善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防止盲目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防止管理层无限制的、严重脱离工人群众的高薪制，要使工人群众有权参与对企业的管理与监督。对于私有经济，要积极引导他们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危害国家、残害工人的违法活动。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企图用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社会思潮，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解决社会分配中出现的新问题时，要像邓小平那样，不仅要从经济上着眼，更要从政治高度上加以认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根源于经济的原因，但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特别是同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企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蔓延、社会风气中不健康因素的滋长、政治思想教育不力以及理想信念缺失等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权黑结合，这不但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鼓励了一些人胆大妄为，不择手段，惟利是图，非法暴富群体急剧增加。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人心涣散，失去民族的凝聚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严重动摇，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要牢记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的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要切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和魄力，惩治腐败现象，树立良好的、公正的社会风气，切实保证和维护工农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在广大干部中弘扬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杜绝一场潜规则，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解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39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113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