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他虽然没有参与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却与红四方面军有着不解之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提供的多方面援助，即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却遭到大肆批判的时候，邓小平又出来仗义执言，为红四方面军说了公道话。之后，邓小平又与刘伯承一道直接统率红四方面军南征北战，将其锻造成为闻名天下的刘邓大军。

念念不忘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援助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统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后被迫长征。经过长途征战，中央红军入川之时已是人困马乏，精疲力竭。当此之际，红四方面军给予了中央红军以有力的援助。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为了慰劳远征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热烈地开展起捐献活动，从思想上和物资上做好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准备。一时间，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基层连队，从干部到战士，到处都是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的感人场面。捐献的物品中，很多还是新的，指战员们平常舍不得穿用，现在都捐献出来，以表达自己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爱戴和崇敬。坚守在千佛山、伏泉山、土门一线的各部，虽不时要与川军作战，但依然不减捐献的热情。时任第四军第11师师长的陈再道回忆说：“提起送慰问品这件事，那情景是感人至深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山沟草棚子里，坚守在千佛山一线阵地上，生活艰苦，物资缺乏。但是指战员们听说要与中央红军会合，纷纷拿出各种物品交给领导，让领导转交给中央红军。”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翻过千年雪山——夹金山，到达四川最西部的懋功，与从川陕根据地来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将所筹集的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其他物资送给中央红军，其中仅红31军官兵就捐出军衣约500套、毯子100多条、草鞋1380双。红四方面军用马队、牦牛队和人力昼夜兼程运送到懋功的物资，以战友之情温暖了受苦受难的战友之心，让翻越大雪山后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绝处逢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按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示，组建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带上骡马和各种物资，在中央红军必经之地如马尔康等地设立接待站，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央红军部队，都得到了补充。尤其是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由于不像其他部队能够自行筹粮，就按30斤/人重点给予补给，这些行动受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四方面军筹集的送给中央红军的数量巨大的物资，有效保障了中央红军的后勤供应。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还给予红一方面军以人员上的补充。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由于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转战数省，经过无数次血战，才冲破敌军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因而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兵力只剩下1万多人，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则兵强马壮，有８万人之多。徐向前、陈昌浩根据这种情况，站在革命全局的高度，抽调三个建制团3800余人编入到中央红军。这些编入中央红军的部队，后来在战斗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两军会师后，邓小平本人也得到红四方面军战友的无私援助。在这里，邓小平意外地遇到了另一个四川人，就是早年曾与他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从事革命活动的老战友、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傅钟见邓小平还没有马，便慷慨地说：“我送你一匹马吧。”同时还送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老战友的关怀令邓小平十分感动，后来他就是靠着这三件“宝贝”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陕北。许多年以后，邓小平仍对傅钟的雪中送炭念念不忘。他说：“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在当时顶大事了！”

为红四方面军仗义执言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总兵力达到十多万人。这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有助于从整体上扭转红军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的个人错误，使红四方面军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

两军会合后，关于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问题。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日益膨胀。最初是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后来发展到公然违抗党中央命令，擅自率部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直到另立中央，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鉴于张国焘的错误十分严重，对他的错误进行适当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后来在批判的过程中，一些人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混为一谈，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感情。当此之际，邓小平出来说了公道话。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邓小平明确地说：“不要把反张国焘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张国焘的嘛！”

事实也是如此，当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时，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为争取张国焘同意北上，党中央曾反复致电进行劝告。徐向前、陈昌浩为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对张国焘及其错误主张，也进行了耐心说服和斗争。

10月5日，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朱德、刘伯承反复强调，大敌当前要讲团结，表明了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徐向前在会上虽未发言，但会后他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认为党内分歧可以慢慢解决，把中央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亲者痛、仇者快。正因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抵制，使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非法成立的“中央”也迟迟不敢对外宣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战斗中，部队遇强敌反扑，伤亡惨重，遭到重大损失，人员由长征前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又一直未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张国焘南下方针无疑失败。中央红军的胜利和瓦窑堡会议的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议论纷纷，认为还是中央北上的方针正确，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迅速赶赴甘南，早日北上，以便三大主力并肩战斗，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张国焘被迫接受党中央的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的战略方针。1936年10月8日、2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屡历险境，往返雪山草地，屡遭强敌进攻，但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保证了红军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聂荣臻元帅也说：“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四方面军走了弯路，受了损失，责任当然在张国焘。”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要把红四方面军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和作用，同张国焘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绝不能因为红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就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

统率红四方面军将士南征北战

全面爆发抗战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产生的红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其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以后，这支部队就在邓小平与刘伯承的直接率领下南征北战，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在抗战期间，一二九师战功卓著，创造了神头岭战斗、七亘村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沁源围困战等著名战例，先后开辟了太行、太岳、冀南等大片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一二九师发展成为中原野战军。解放前夕，中原野战军更名为第二野战军。这支部队在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先后完成了上党战役、千里挺进大别山等战略任务，并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从一二九师到第二野战军，红四方军早已脱胎换骨，到解放战争结束时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百万雄师的刘邓大军。

对这支英雄部队，邓小平是十分满意的。他在《对二野的历史回顾》中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的确，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但二野的广大将士勇挑重担、毫无怨言，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任务。邓小平还说：“在抗日战争时……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这表明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支以红四方面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直接率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艰巨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摘自《邓小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