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9月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做县令，只做师爷，以致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而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二、刘少奇对农村“四清”的“左”倾认识和“左”倾指导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范围展开后，刘少奇非常关注这场旨在“反修防修”的运动。他认为靠听汇报、看材料未必能获得实际情况，力主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蹲点，取得第一手材料，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他对河北省的干部说：“大跃进为什么出这么多毛病，就是因为没有亲自蹲点，亲自试验”⑤。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这个工作队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干部阵容很强，是要摸索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开展“四清”的经验。刘少奇派王光美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一方面是响应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运动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考察一个基层单位运动的全过程，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以获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王光美下乡前交代她“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⑥。其实，在“反修防修”错误理论的引导下，不带框框本身就是框框。

刘少奇一直关注着王光美搞的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情况，并作出过一些具体的指示。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向回来休假的王光美详细询问了“四清”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提出还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他还提出，仅仅是基层变质，好整，也能整好。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要不犯反人民的错误，必须有省、地、县委和政府来保证。

⑦以后，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⑧他对《后十条》提出的团结95％的群众，团结95％的干部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是运动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坚决的斗争。这表明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这是刘少奇通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实践得出的新的认识。

原定20多天的桃园大队“四清”搞了5个月，总结了一套“对敌”斗争的经验，桃园大队党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查出了5户“漏划”的地主和2户“漏划”的富农。地方干部对桃园“四清”未必没有意见，但面对人人自危的“左”倾大环境和有来头的工作队，这些意见很难反映出来。“桃园经验”比1963年制定的《后十条》更向“左”迈进了一大步。在运动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而是强调工作队直接“扎根串连”，然后“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在“四清”的内容上，它由清经济扩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范围更广泛了；在“四清”的任务上，提出了要补两个课：一是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一是补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解决干部蜕化变质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富影响的“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

“桃园经验”基本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四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有了协议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做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朗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具“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者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