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对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正大力推动全面整顿的邓小平产生不满，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他和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他面前经常说邓小平的坏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促成毛泽东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直接导致了邓小平人生中的“第三落”。

１９７５年９月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１９７５年９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举办庆祝建区２０周年活动时，特意邀请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９月２７日，从辽宁赴新疆途中路过北京的毛远新，前往晋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倍感亲切。在毛泽东的眼中，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参加“造反”，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应该很“成熟”了。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果然感到毛远新的“成熟”。他有地方工作“经验”，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通过这次接触，对他的印象更深更好了。毛泽东决定把毛远新留在北京，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作出这种安排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很不好了，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在精神上是个安慰，毛远新是合适人选；二是毛泽东对于已经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领导的整顿工作有所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全面整顿有否定“文革”的趋势时，就难以容忍，因此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能够坚决贯彻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也一定真实可靠。当然，毛泽东还有把毛远新留在身边以便培养的意图。

但是，毛远新是在“文革”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上是极“左”的，在政治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与邓小平则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的信任，从一开始就说邓小平的坏话。

这次长谈，毛泽东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还特地向他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革”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７２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７２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７５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７５年４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１９７５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４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革”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矛盾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刘冰知道，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革”的，两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先后寄给了邓小平并请他转送毛泽东。邓小平认为刘冰说得有道理，就把他的信转给了毛泽东。第一封信是１９７５年８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同年１０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前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由于刘冰在信中表现出了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因此毛泽东对刘冰更加不满，并迁怒于邓小平。他认为，刘冰代表了对“文革”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表明他也是对“文革”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革”的人们在中央的代表。１０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８月和１０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１９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革”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

邓小平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形成了否定“文革”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坚持到底。为此，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不怕再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１９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２３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１９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２７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再次向毛泽东讲邓小平的坏话。毛泽东决定，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帮助”邓小平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另外，他是靠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与江青他们一致，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他和邓小平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公开争吵，但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经常讲不利于邓小平的话。

１１月２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有问题。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讲全，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等人的来信是对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当时，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而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语气也是十分重的。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毛泽东决定把“帮助”邓小平的会议扩大至八人

１１月２日下午，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以很大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熄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也就结束了会议。

第二天，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１１月４日，毛远新召集了八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由他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决定再扩大会议的范围，继续“帮助”邓小平，还让邓小平写检查

１１月４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接着汇报：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会议范围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对的，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决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由政治局来“帮助”邓小平，但政治局会议开得不理想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

这一次，毛泽东同毛远新说了很多话，他先是重复了前几天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接着，针对邓小平所写的两份书面检查中的一些话，对毛远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邓小平———笔者注）的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他（指邓小平———笔者注）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１０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到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

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勉为其难。“打招呼”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期望的效果，会后，邓小平婉言拒绝了毛泽东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以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提议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至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之后，他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

于是，毛泽东决定扩大会议范围，让一百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要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要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只得违心同意。

１１月２１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在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趁机制造舆论，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终于，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长期准备的结果，据此，毛泽东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毛远新于当日被抓。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逐步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率领中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来源：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