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毛泽东（资料图）

“罗瑞卿事件”后，毛泽东表达了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心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乘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罗瑞卿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

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说道：“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言外之意，他对整个人民解放军是放心的。

4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是“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

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当然也包括军队，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决定，将本来说得不十分严重的罗瑞卿，也放进了主要批判对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不会跟着“造反”，又不相信军队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知运动将向何处发展，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一开始，毛泽东并不希望军队和公安来干扰“运动”

从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国庆。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观看烟火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的“大乱”方针不符。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大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则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这时，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来到北京，要在1月5日召开把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后被周恩来三次说服制止，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军队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于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也被周恩来制止。

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

对于元帅们的担心和抱怨，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他认为乱还是正常现象。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就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希望“文革”之火也能烧一烧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他后来说过：“对于那些有问题的老干部，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军队高级干部当然也在此列。

但毛泽东的本意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被打倒的也不希望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但后来毛泽东认为贺龙的问题性质变了，就不再保了。

毛泽东同意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剑英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要抓各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3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等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毛泽东认为，1967年是进行阶级斗争决定性的一年。人民解放军除了自身的运动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军训。

局势混乱超出想象，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支左”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后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毛泽东考虑到，要让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要省军区派300到500名士兵来警卫会场秩序，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声称：“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于21日14时前给予答复。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1月21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当日，周恩来在军委碰头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指责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毛泽东的批示打破了军队与已经兴起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隔膜，拆除了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障碍。中央文革一伙早就对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置身事外强烈不满，借此机会，他们正好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康生立即表示：“全面内战，你人民解放军能站在外面吗？决没有这个道理。如果军队不在左派方面，左派就无权了，或者说是无军之权。”陈伯达则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没有中立的余地，没有不介入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决定一切的问题，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站在左派一边来，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打退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扑。”林彪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所有右派掌权的地方，统统要夺过来，政权必须掌握在左派手里。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左派不夺右派的权，右派就要夺左派的权，就要颠覆左派的政权。……（军队）现在进入了介入的时期。不介入事实上也介入了，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哪个左派哪个右派看不准，现在看清楚了。”

他们的讲话，只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发挥，并向自己的理解靠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人民解放军不可能长期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总要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民解放军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趋势，不过或迟，或早，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介入罢了。

毛泽东认为“支左”中“许多搞错了”、“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

然而，军队究竟站在哪一边，支持谁，抵制谁，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就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军队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这是毛泽东不得已作出的重大决定，与他最初的想法相比有了巨大的转变。1967年7月14日，他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

其实，在对待所谓“左派”问题上，军队的干部和毛泽东的看法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眼中，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服从命令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或中央文革指示办事的人。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绝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性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的革命派。

这种情况，毛泽东心中是清楚的，也是很不满意的。2月9日，他在一份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另外，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本身并不稳定。

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25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

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等。

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28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并在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1972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级“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原单位，“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现在看来，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