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叶帅的家。

在这个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造反派头头”叶向真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凌孜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当年的叶向真。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凌孜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在凌孜的组织下，彭、罗、陆3人被抓，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是谁抢的人。

戚本禹说：“可能是凌孜，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这一“可能”被确认。

凌孜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就老实交代，人藏在中央音乐团的音乐大厅。”凌孜说，只藏了一天，人就被总理带走了。

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医生江峰

1962年，凌孜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文革”爆发，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为免连累凌孜，两人办理离婚，但凌孜也未能逃离厄运。

1967年，“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凌孜被关押在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狱中，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根针。她从此用这两根“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有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凌孜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凌孜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凌孜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个时候，叶帅就想跟凌孜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凌孜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突然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

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凌孜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导演凌子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子，回归“本业”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1980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之后，她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并改名为凌孜。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凌孜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0.3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