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是，仅仅过了十年，这次军衔制度就被取消了。除了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1955年9月28日，即中南海怀仁堂元帅将官授衔授勋典礼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阐明了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

为什么现在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度呢？这是因为随着义务兵役制的实行，部队现代化的装备要求部队的训练和行动都必须严格遵照正规的制度和条例，军官在军人中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必须明确规定，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进一步提高，实行军衔制度将更便于加强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遂行军事任务。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曾经建立了严明的纪律，形成了上级爱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优良传统。但在那个时期，由于部队分散作战，装备简单，兵种不多，并且是由志愿兵组成的，官兵长期相处，互相识别容易，当时我们又没有全国统一的政权来颁发和授予军衔，所以在那个时期不实行军衔制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全国的人民政权早已建立，义务兵役制已开始推行，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和装备也同过去大不相同了，所以就必须实行而且也有条件实行军衔制了。国家授予军官以军衔，是国家给予各级军官的荣誉，同时是国家给予各级军官重大的政治责任。军官按照条令施行职权，也是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因此，各级军官必须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完成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光荣任务。根据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军官必须佩戴和军衔相符的肩章符号，以便在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有着显明的识别标志。这就能够随时随地按照严密的军事组织和秩序，职责分明地进行指挥和工作。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在装备复杂、运动快速和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新条件和新要求之下，依据迅速变化着的情况，胜利地执行军事任务，保卫祖国。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我军一些高级将领中，存在着对军衔制度的偏见。如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甚至建议取消军衔制。如某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我们过去的级别不是很好的军衔制度吗？……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大操大典时再戴。”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８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点和国民党差不多。1959年5月31日，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访问阿尔巴尼亚与斯库台党政负责同志交谈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因为这是战争的结果，是跟人家学来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这东西的。”这种真实流露出的朴素感情，在当时军队高层领导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人们对军衔制认识上的局限。而这种认识上的偏见给军衔制的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60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陆续提出并推行了一套极“左”的东西，给军队正规化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一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止，军衔制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而遭到非议。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

1964年，为了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同地方干部适当拉平。军委常委开了会，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报告这个事。毛主席听了汇报，把手一挥说：“减！”贺龙同志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贺龙元帅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取消牌牌的建议，并立即得到批准。

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称：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显然，这是片面地理解和强调革命化而忽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反映。

本文摘自《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徐平著，金城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