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主要指他从1989年11月退休后到1994年底这段时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当时，国际上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国内改革开放正迈入新的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不遗余力地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也要重视和逐步解决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思考，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研究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和作用，要不要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是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的重要内容。

关于改革开放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他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他的观点，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1992年，他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开放的意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的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由此，他得出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为了帮助全党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亲笔写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页。)

邓小平晚年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的思考，对于帮助全党坚定信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活力，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等也会带来相关问题。一部分人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改革开放，是不科学的。回顾30多年的奋进历程，我们国家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繁荣富强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3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思考和理论贡献之一。

1989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受检验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虽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但目标不够明确，人们开始争论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要求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更有人把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归咎于经济体制改革，指责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社会对“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退休后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阐述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3页。)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晚年对市场经济的思考，摒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狭隘、陈旧的观念，突破了“两个等于”的思想束缚，不仅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开拓了道路。

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怎样才能做到既搞活经济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是十四大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留下了一个重要指示，就是“四个坚持”。他认为，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有效作用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效率和活力，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克服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有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也有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速而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根本所在。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晚年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就有6次。他直面两极分化的出现，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预见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中国将来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3年9月，面对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担心与思考，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他坦言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思考的重点，是因为这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与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一样，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正视并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解决，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意义非常明确。其一，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涵，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性质发生相反的变化。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不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其二，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也搞不成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他指贫富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贫富极为不均、社会极为不公而引发的。近些年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对口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页。)“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同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66页。)，“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7页。)。

现实证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正确的。“先富”是邓小平发展思路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共富”才是全部内容和最终目标。贫富差距决不是由“先富”造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预见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才一直思考和探索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的这一认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看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怎样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贫富分化，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不走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区域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反复告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注重制度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阐述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的重要思想。

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做过分析。第一，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夕改或换一茬领导变一套政策的现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领导人的主观性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制度建设可以弥补带有“说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对人更具威慑力。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是好的制度。

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别提醒新的领导集体“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2页。)。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恢复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晚年对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不要丢。他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1页。)邓小平的这一思考提示我们，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削弱这个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要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论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和规范化、法制化的必要，说明了制度建设的艰巨性，明确了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方向与保障。同时，这段话也是一份最后嘱托。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思考，期望制度建设要持之以恒，动摇不得；必须用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晚年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饭问题，结束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时代；而农业现代化之路要靠科学技术、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大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对于邓小平关于农业规模经营这个“大思想”的认识，有些人仍然模糊不清，担心重走“人民公社”的老路。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规模经营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以联合、合作等组织形式，使小生产与机械化、大市场有效对接。农村集体经济也绝不是变更现有的生产关系，恢复过去那种“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旧体制，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和壮大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经营体制的思考，中国农村开始对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一些有活力的、富裕的村庄，依靠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的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地方，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些形式较好地发挥了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尽管强调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并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们用实践不断推动这一变革。它的实现不单是生产关系变动所能促成，关键在于生产力的进步，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闪耀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科学地规划了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实现道路，而且为我国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六、“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是制度本身所致，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出现了偏差？在这严峻而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坚定地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8页。)，“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些有针对性的论断，不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使人们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本质”，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一思考表明，历史不会沿着笔直的道路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社会主义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全新的事业，没有具体的模式可循，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免的。一定的曲折和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既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又指明了其道路的长期曲折性。关于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几个“时间概念”：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这就意味着这一过渡远比共产党人过去预想的要漫长、曲折和复杂，理想信念的坚定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思考的一个重要闪光点，是他在吸取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回答了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所以，他反复叮嘱党内不能出问题，“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所以，“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使国际共运在遭受重大挫折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践证实，而且也必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变革中得到证实。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有四个特点：一是具有世界眼光，始终关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把最新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紧盯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三是深刻汲取以往教训，警惕和消除“左”和右的影响，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四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追求真理、不断思考，具有超越自我的理论品质和政治勇气。他的这些思考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产生的，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我们党巨大的精神财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和最终成熟的标志。其中，既有他对中国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又有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筹谋。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问题。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晚年的这些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原标题：《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