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与毛泽东（资料图）

韩先楚“胆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间说法很多。比如说，韩先楚的胆，有鸡蛋那么大。江青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不久后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13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吴家嘴村的韩先楚，就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起初，韩先楚被编在红二十五军的交通队。交通队是个后勤运输队，没有配发武器，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给养弹药。用韩先楚的话说，就叫“在二线部队当兵”。在一次转移中，走在部队后面的交通队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交通队的多数战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喝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

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带领交通队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有了枪的韩先楚，再加上他的“胆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每打一次胜仗，韩先楚就晋升一级。

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韩先楚到陕北后，参加了陕甘苏区反“围剿”。在劳山、直罗镇战斗中，韩先楚英勇奋战，两次身负重伤。1936年2月，韩先楚升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西征，扩大新根据地。红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北路单独行动的就是韩先楚指挥的红七十八师。

5月20日，当部队行至定边城关时，侦察员报告城内有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营。韩先楚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先头团二三二团，与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研究打定边的计划。他们在看地形时，发现敌人骑兵营既不出击，也不打枪骚扰，又不逃走。团政委刘懋功分析说：“敌之所以固守孤城不敢行动，一是惧怕被我围歼，二是怕弃城逃跑交不了账。”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4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后，韩先楚犹豫起来：打，则违令；不打，则太可惜，将来攻取定边，肯定要付大代价。

思前想后，韩先楚决定：“打！”

6月16日晚，红七十八师3个团进入隐蔽地域。深夜12时许，各团开始登城。部队很快攻进了城。这时，部队在城内乱得很，因为是夜间，又是巷战，各连的建制都乱了。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转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韩先楚带着警卫员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团长在那边整顿部队。”

周庆安回答完毕后，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我们还没有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周庆安担心地说：“现在很乱，师长你可不要乱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消灭了敌人才安全。”

将在谋，兵在勇。由于韩先楚谋事在先，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多匹。

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在定边召开总结大会，师政委崔田民宣读了彭德怀发来的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即宋时轮、宋任穷任军长、政委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1936年10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东北战场上的“旋风司令”

1937年9月，韩先楚从抗日军政大学被派往部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中间在六八九团团长的位置上过渡了一下，1938年2月，三四四旅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韩先楚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后来，又代理该旅旅长。1940年初，韩先楚率三四四旅东出太行山，开辟冀鲁豫根据地。

1941年1月，韩先楚奉命赴延安军政大学学习。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2月，韩先楚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已抢先占领了山海关、兴城、锦西、锦州、黑山、义县、阜新等地。国民党军为了打通锦（州）承（德）线，又抢占了北票、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到了1946年2月，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6年3月31日给东北民主联军发来指示电：“哈尔滨不得放弃，北满部队应迅速布防松花江；南满部队要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趁敌南满空虚，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北满敌军拉回南满。”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上级决定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发起保卫临江战斗，并组成前方指挥部，正副指挥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和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

原计划4月4日召开作战会议，但韩先楚在3月31日接到电报的当天就赶到三纵所在地，立即召开作战会议。没有想到，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第三纵队主张打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而韩先楚代表第四纵队则坚持主张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

第三纵队的理由是充分的：“暂编第二十师是滇系部队，战斗力不强，且部署在主力兵团的侧翼，易集中兵力歼灭该师；而第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且与友邻部队距离近，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解决战斗，援军一靠上来，自己反而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韩先楚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八十九师刚从热河调来，对南满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而且与我军是第一次在辽东交手，缺乏经验。只要我们利用好敌人的骄横贪功及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人诱至有利地形歼灭，在短期内取胜是有把握的。再说，把强敌打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灭了，弱的部队将不战自退。”

争执不下，两个方案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副政委陈云那儿。

两个小时后，萧劲光和陈云复电：“完全同意韩先楚的意见，由韩统一指挥三、四纵，力争迅速彻底歼灭八十九师。”

曾克林看了电报后，对韩先楚说：“老韩，电报来了，由你统一指挥，我们听你的。”

4月2日晨，战斗打响。

4月3日下午3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被诱到指定地域，但仍蒙在鼓里。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还在特别节目中说：“共军狼狈逃窜，我军已占领三源浦，胜利指日可待！”

此时，韩先楚指挥第三、第四纵队，轻轻地一提“袋口”，顿时让进入“口袋”的国民党军八十九师乱了阵脚。战斗结束，俘师长张孝堂少将和副师长秦世杰少将以下7500余人。至此，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外加1个团，全部被解决。

这一仗，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不再节节北撤，在南满站稳了脚跟。

1947年9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到任的第三天，韩先楚就与纵队政委罗舜初率部参加东北战场上的秋季攻势。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韩先楚改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东北，对于韩先楚，有个奇怪的现象，坐镇东北指挥的几任国民党军指挥官，竟然都称韩先楚是“旋风司令”。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指挥部队惨败被调离东北。杜聿明离职时说了一句：“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后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取代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到东北后，调兵遣将，整编部队，声称“六个月消灭共军”。结果，韩先楚指挥第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围法库，打彰武，活捉了敌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陈诚只好称病离职，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再后来，卫立煌接替陈诚在东北的职务，同样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也不得不承认说，“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全军实行统一编制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韩先楚任军长，罗舜初任政委。韩先楚成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的首任军长。11月23日，韩先楚和罗舜初率四十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并率领部队向广东和广西推进。1949年9月，韩先楚被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不久，韩先楚又兼任第四十军军长一职。

力挺早日攻打海南岛

1949年12月18日，第四野战军决定由十二兵团四十军和十五兵团四十三军解放海南岛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没有立即批示，而是压在了案头。毛泽东不是不想解放海南岛，而是在考虑如何才能一战成功，避免轻率进攻而蒙受巨大损失。一个多月前，金门之战的失利，仍历历在目，教训十分深刻。到了12月30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关于做好渡海作战的指示》。

为了加强渡海作战的指挥，成立了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下，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1950年2月，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广州召开了攻打海南岛的作战会议。与会人员有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和四十军、四十三军两个军的领导。会议决定，5月底渡海作战准备完毕，6月份渡海登陆作战。

对于这个决定，韩先楚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在谷雨前的5天内即4月20日前，不发动攻打海南岛的战役，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因为解放军的渡海工具基本上是风帆船，非得依靠谷雨前的季风过海不可。”

广州会议结束后，韩先楚回到四十军，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韩先楚在会上提出要求：“关于6月份登陆作战的时间问题，不向下传达。对部队要强调渡海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前完成。”

3月初，四十军征集到1058只风帆船，动员船工1417人。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渡海船只和船工问题。韩先楚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思考后，直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陈述己见，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当然，中央军委、毛泽东不可能让没有军舰，只有风帆船的一个军去攻打海南岛。毛泽东迅速批示，除确定四十军、四十三军为主力外，再配属一个加农炮团，一个高射炮团及工兵、通信、后勤等部队，并对韩先楚提出的战术思想作了肯定：“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办法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岛。”

韩先楚率先将指挥所移到了海边，开始组织部队“积极偷渡”。3月5日黄昏，韩先楚倒上满满一碗酒，亲自为“渡江先锋营”的800名壮士送行：“祝同志们闯龙潭虎穴，踏平琼峡千顷浪，把红旗插上海南岛！”

“渡江先锋营”出发后，整整一夜时间过去了，一点登陆的信号都没有。韩先楚没有睡觉，他哪里还有睡意呢？

3月6日下午1时40分，韩先楚看到了“渡江先锋营”成功登陆的信号，他兴奋得像个小孩子，逢人便说：“偷渡成功了！”

第一次的“偷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3月12日，韩先楚决定再次“偷渡”，由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执行。三八三团在3月26日晚7时按时出发，次日夜成功登陆。作战行动按照韩先楚的设想进行着。韩先楚决定在4月16日大潮前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因为他经过反复计算潮汐，以及风向预测，觉得把握很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批准了战役发起时间。

4月16日18时30分，海上果然刮起了东风。韩先楚率领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乘坐300多只风帆船，跨海进军海南岛。

4月17日凌晨3时，四十军的风帆船冲破国民党军炮舰的拦截，胜利抢滩海南岛的临高角。韩先楚随先头部队一起，涉水抢滩。在北京总参作战室坐镇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焦急地问：“韩先楚在什么位置？”

作战值班处长说：“韩先楚已经上岛了。”聂荣臻长吁了一口气：“韩先楚上了海南岛，就意味着胜利！”

果真，薛岳指挥的4个军10万人苦心经营一年多的“伯陵防线”，随之土崩瓦解。

坐镇三十八军，打出“万岁军”威名

众所周知，三十八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万岁军”的美誉，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有韩先楚的一份功劳。当时，韩先楚坐镇三十八军指挥所，为三十八军打好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2个团又5个营，毙、伤、俘1.5万余人，其中美军3518人。第三十八军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没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第二次战役开始时，韩先楚到三十八军坐镇指挥。据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回忆：“11月15日晚上，我们部队由球场洞向北转移途中，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我们军指挥所。志愿军首长亲临前线，这使我们感到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11月16日，在球场洞东面鹤首岩召开的三十八军党委会上，韩先楚扫视了面前一张张堆满焦虑的脸，问：“这回彭总要你们后撤30里，是不是很担心美国人打过鸭绿江？”

这话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个个瞪大眼睛等待韩先楚说下去。韩先楚点着烟，深吸了一口后说：“我晓得了，你们想打，要拼，要决战，是不是啊？”

这话又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人人脸上泛起笑容。韩先楚突然提高声音说：“同志们，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是彭总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接着，韩先楚传达了毛泽东为志愿军制订的“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

11月23日，三十八军指挥所已从鹤首岩转移到德川东北部的降仙洞，韩先楚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命令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1个师攻打德川。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打德川我们包了！”

韩先楚看了看梁兴初，问：“能行吗？”

梁兴初说：“我们保证吃掉德川的敌人！”

韩先楚同意了，并与三十八军领导一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11月25日黄昏，德川战斗发起，战至26日19时，德川战斗结束，第三十八军歼灭了守德川的全部南朝鲜军。

战场形势的发展，极有利于志愿军继续作战。志愿军总部认为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可以继续扩大战果。11月27日下午2时，韩先楚对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副军长江拥辉说：“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艰巨的。一要插向三所里，二要攻占戛日岭！但关键是插到敌后三所里！”

据江拥辉回忆，“韩先楚把‘艰巨’和‘关键’四个字咬得很重”。这时，参谋人员报告三所里的敌情，韩先楚听完报告后，指着作战地图上的三所里说：“严重问题是，美军3个师共300多辆坦克、400多门火炮，而我们1个师却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只有一些反坦克手雷，懂吗？”沉默了许久，韩先楚盯着梁兴初道：“今晚一定要拿下十八盘。”

到了后半夜，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攻下了十八盘，向三所里穿插。但在指挥所里的韩先楚和梁兴初、刘西元，却不知道第一一三师究竟到了哪里，路上是否受阻，因为这是第二次战役成败的最关键的一步棋。同样，彭德怀也在期待着消息。

一直等到28日15时40分，第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到达指定位置三所里，并立即展开战斗。同时，发报员张甫熟练地发出三组信号，“我部到达三所里”，“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

一向严肃有余的韩先楚，激动地对梁兴初说：“胜利已属于我们！”

11月29日，美军开始实施全线撤退。为了切断美军南撤退路，减轻第一一三师压力，29日午后，军长梁兴初根据韩先楚的指示，下令第一一四师和第一一二师丢掉当面敌人，向三所里和龙源里靠拢。

战至11月30日16时，美军第二师被逐渐压缩至数个狭小地域中。17时，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的配合下，第三十八军发起多路进攻，至12月1日8时，给予美军第二师歼灭性的打击。

战后，彭德怀对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誉，在亲自起草的嘉奖令中，专门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福州军区战台风，兰州军区顶黑风

1952年8月，韩先楚因病回国。同年11月，韩先楚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3年4月，韩先楚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4年1月，韩先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7年7月，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同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韩先楚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此前，毛泽东主持会议说，对于英、美两国阻碍中东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会议最终决定对金门、马祖地区的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这就是后来常说的“炮击金门”。韩先楚是“炮击金门”的最高指挥员。

当然，对于“炮击金门”，不仅是打炮的问题，作为前线司令员的韩先楚，需要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斗争策略。因为，这不仅仅要对付台湾的国民党，而且涉及到对美国的政治斗争。因此，韩先楚到福建后，带领兵种指挥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走遍了福建沿海的重要战略要地，研究制订出了福州军区防御计划和“炮击金门”的具体方案。

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机，叫嚣“自己的行动不受美国的制约，独立反攻大陆”。韩先楚分析说：“这是他们自己往脸上贴金，如台风一样，一阵子就会过去。但他们如果利用金马防卫部队和海匪，趁夜间袭扰沿海前线，打一下就走的战术，则不得不防。”

不出韩先楚所料，国民党军果真采取不断派小股武装部队，袭扰福建前线。但韩先楚早就让部队做好了准备。自1962年到1973年，福州军区部队在韩先楚的指挥下，在东南沿海共歼国民党军小股武装部队和特务90余次，计1000余人。

在福建，韩先楚除了指挥部队防御台湾的“台风式”小股袭扰外，还有一项艰苦任务，就是抗击自然灾害的真台风。每年夏秋季节，福建沿海都会来那么几次台风。台风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韩先楚要求部队健全各级应急救援预案，连队也要有抗台风抢险救灾的预案。因谋事在先，每次台风来临时，福建部队为地方抢险救灾，把灾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誉。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比战台风还厉害的事是，在军事理论上的“大胆”。在国防部长林彪（林彪当时已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组织修改军队战斗条例时，其中有一节内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韩先楚让秘书把自己的建议写上：“把消灭敌人放到前面，保存自己放在后面。”

秘书有些犹豫，悄悄地说：“首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毛主席的原话。”

韩先楚说：“我们打仗只有积极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有时还要主动牺牲自己去换取消灭敌人的胜利。你写上，有问题我负责！”

1973年12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西北的兰州军区任司令员。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离开台风地区的韩先楚，上任到兰州军区的第二天，就赶上了黑风。那天，韩先楚听取了兰州军区机关人员对战区设防情况的汇报后，驱车前往边防部队调查。当年陪同韩先楚去部队的兰州军区作战部部长尹志超回忆说：“韩司令员去部队，遇到的黑风特别大，风带着沙和石子，刮得天昏地暗，人员、车辆不得不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停下来，等黑风过去后再走。韩司令员开玩笑问：‘是不是老天爷要考验我这个新司令的意志啊？’我对韩司令员不熟悉，不敢回答。韩司令员又说，‘我连海上的台风都能战胜，还怕陆地上的黑风吗？’”

在兰州军区，韩先楚还顶住了一股看不见的“黑风”。1976年初夏，在兰州军区党委会上，围绕要不要在部队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最后，大家把目光投向司令员韩先楚，期待他作出决断。韩先楚说：“中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党籍。难道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员吗？”

就这样，韩先楚的一句话，在兰州军区顶住了批判邓小平的“黑风”。

几天后，韩先楚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内容是要求各地批判邓小平。韩先楚硬是顶着。兰州军区没有批邓动作。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

1980年1月，韩先楚从兰州军区领导岗位退下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先楚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在人大工作外，还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辽沈战役》等书稿的编纂工作。

1986年10月3日7时，韩先楚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