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匿名信主要写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谈话，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看。王芳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厉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但局外人看得很清楚，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负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调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朱明和林伯渠建国初期在莫斯科合影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这里面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就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据知情人回忆：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映，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

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日传来朱明去世的消息，开始时界定为“错服安眠药过多”。几天后又说是“自杀”。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林老夫人出这样大的事，那时上面不明说，下面当然不敢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把她忘了。而我却是异常纳闷。好端端的为何要走上自尽之路？怀着疑问并埋藏着有关三次谈话和相赠照片的秘密，四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开会，我在现场服务，断断续续听到谈朱明的事。自杀已数年的她此时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牵涉到林老的话也出来了，什么“林伯渠骨子里的旧东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想着国民党内的右派朋友”，“表面上他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怀、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的一批老家伙的”，“朱明的反动行为，林是有责任的”等等。我听到这种没有公开的议论，半信半疑，毕竟还不知道朱明曾写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历史问题。

直到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她是解放后敢于让江青难受的第一人。“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为朱明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匿名信”里写关于江青的事，没有错误。

朱明这一生喜在参加了革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林老恩爱有加地度过了15年的美好生活；悲在她与林老的年龄差距过大，终不能白头偕老，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特殊环境下说错话、办错事、不知自我保护，过早地告别了她亦喜亦悲的人生。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