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以风雅自居的皇帝之一，他爱收藏和鉴赏，尤喜在画上题诗、钤印，原紫禁城所藏历代古画，大部分都留下了乾隆的墨迹，学者每谓其破坏了画作。乾隆的题画诗，也许并不具备多么高超的艺术水准，但却是考察乾隆思想与情感的有效途径。与一般题画诗关注作画者的精神不同，乾隆的题画诗有很强的干预意识，他不关心作画者的意图，而热衷于借题画诗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

作为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乾隆和他的皇室成员需要“优雅”的汉文化，但是又不甘心受汉文化同化。在实体上占有皇宫内大量古画收藏的同时，乾隆把自己的意愿加于这些画上。这些画原本蕴含的士人精神，让位于皇帝一己之好，甚至这些画也成为宣扬皇帝旨意的载体。据笔者所见，乾隆读画时，其思想、观点与原画形成巨大反差的，莫过于山水画。而乾隆对文人山水画“隐逸”主题的改易，集中体现在文徵明山水画的“御制”题画诗中。

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著名画家。嘉靖甲申（1524）二月，文徵明来京第二年，作《燕山春色图》。此画在中心位置设简陋的茅屋，屋内两人对谈。远山脚下，画幅的边角位置，隐隐露出红色的楼阁。画的主旨是表达不胜朝廷应对、向往回归山林的“市隐”情趣，即文徵明自题诗所云：“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终不似江南。”而乾隆以为：文徵明既已“待诏金马门”，何以还要梦回江南？“东华尘爱软红酣，待诏金门衣脱蓝。既忆江乡味好，何来鹏翼此图南。”他对“燕山春色”不置一辞，却直接质疑心思淡泊的文徵明。他是颇不待见士人的山水隐逸观的。

文徵明《琴鹤图》中，主人山中隐居，门前白鹤驻足，友人携琴来访，文徵明自题诗：“流水高山堪寄兴，何须城市觅知音。”已点明知己相会的地点在山水之中。而乾隆径自将两人会面的地点改为私人庭院，且将山中白鹤牢笼于庭院之内：“萧斋绿树盖重阴，家事无他鹤与琴。”宾主寄托在高山流水中的“雅趣”被“家事”取代了。“家中”有鹤有琴，乾隆因之夸耀主人优裕的物质生活。“山水”不再是士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之地，而成了富足人家的家居所在，山水画一变而为世俗生活图景的写照。

山水既已改变其归属，画中的主人公，那些听泉听瀑、看花看山的“山中叟”“幽人”注定被重新安排事务，这事务均与“隐逸”无关。文徵明《溪亭客话》题云：“何人得似山中叟，对语溪亭五月凉。”山中人在飞瀑之下闲坐，文徵明对此不禁向往之至，而乾隆对山中人坐论“溪亭五月凉”则存有异议：“为爱泉声涤垢思，不簮不履坐厜。山庄曾学斯人听，却愧中涓供奉随。”（《御制诗》三集卷十二）在他看来，朝廷官员若有人学画中人听瀑，是要愧对朝廷供奉的。他解释自己不愿意耗费时间在山中，因为他心中还装有百姓。乾隆所作《听瀑》诗云：“安得无事人，对之究无始。得句即言归，勤民而已耳。”（《御制诗》三集卷二十八）因为有俗世的事务（勤民），所以不能做隐居之人。勤于民事是乾隆不赞同山水隐逸的一个原因，其中颇有一些自我标榜的意味。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有明一代，士人喜用别号，以彰显个人情怀。别号图，即根据别号的用意作图，一般都是应朋友之邀而作。画作紧扣受赠者的“别号”，强调受赠者的情怀，表达彼此意趣的相知、相通。别号图或虚构山水，或在实景之上加以适当虚构，有实有虚，亦实亦虚，以“隐居”的旨趣为主要内容。不喜隐逸的乾隆常在题画诗中改变别号图的隐逸主题。例如，文徵明曾经为好友张恺作别号图，名之曰《一川图》。张恺，字惟德，号一川。《一川图》画面的中心是一川河流由远及近，江上帆影往来，暗示“回归”之意。江岸是绵延低缓的山，山上是错落的绿树，临江绿树之下，是整齐的茅屋；茅屋是隐居士人的辐凑之地，三三两两的人出现在茅屋之中；远处，是城墙的一角，浓密而又模糊的树影之中耸立着红色的高楼；城墙与高楼构成的城市景象处于画幅左端的边角位置，是画中人物离违之地。文徵明借此图表达好友张一川远离城楼朱阙、放任江湖的人生情态。《一川图》王穉登跋云：“入目多污浊，怜君操自清。”“独有鱼龙隐，更无风浪撄。”道出了张一川保持操守、选择归隐的用意。乾隆理应看到这个题款，但是他显然视而不见，或故意不予理会，而径自将自己的题画诗加于城墙朱阙之上：“三篙新浪雨初足，一川春水萦浅绿。夹溪几树吐绯桃，隐约人家在岩曲。老翁课子事始耕，幸有数顷良田沃。韶华遍布泽及时，比户已兆盈菽粟。披图恍睹太平风，卧游神往心相属。”文徵明山水画的美景让乾隆“卧游神往”，但原作“山水隐逸”的主题却被他“太平风光”的想象遮蔽了。在乾隆的题画诗里，画中闲坐的士人被阐释为乡居的百姓，“山水”成为真实意义的“村居”之所，“高人逸士”不涉世事的谈话被注解为父子相传的“农事”讲授。根据这样的情境，乾隆凭空想象出一片良田，完全超出画幅之外，由此扩展了“乡野村居”的范围，且用“农耕”生活取代了观山观水的隐逸之情。

不仅是对别号图中的山水隐逸主题无动于衷，乾隆甚至对“别号”也反感。乾隆三十一年，他曾下谕皇子不能自起别号，诗画落款亦禁用别号，因为别号是“师傅辈书生习气”，意即皇子起“别号”，是受皇子的儒学老师的影响，是“书生习气”的表现。在他看来，“别号”以虚名相尚，浮伪鄙俗，无裨实用。他自称从未私取别号，只是雍正帝在他二十二岁时给他取号“长春居士”，他自己则从未用以署款题识（《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

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乾隆以帝王之尊题诗、钤印，旨在以他的解读代替山水画原作的旨趣。随着乾隆的题画诗被录入《御制诗》，并在全国范围内不加限制地刊行，乾隆对山水隐逸的态度逐渐影响到了文人臣子的诗画创作。对此，乾隆也许会感到几分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