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单元2号是一个极普通的单元房，位居北京崇文区天坛东里的一栋红砖砌就的老式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造。《人民文学》在1976年复刊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尚未恢复，便由国家出版局代管。国家出版局对这“养子”十分照顾，据说每年能给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就是国家出版局给的。1978年8月的一个飘泼大雨的日子，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拎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那里。当时，那里作为《人民文学》社的集体宿舍，具两房一厨一厕，共三十多平米。我在办公室王纯厚同志的带领下，住进十五平米的大房间，王纯厚当时是广西部队的一个团级文化干部，在《人民文学》属于借调。在上海时，人们之间互称“师傅”，发音掌握好了，问路时就不会错。不知咋的，我总觉得不习惯，但我得努力去习惯它。一次在上海自行车三厂实习，我们的外语老师去慰问我们，我不认识，便称呼“师傅”，结果弄了个大红脸。北京人称呼同志，我感觉“正规”了。我们当时就是按照这个习惯相互称呼的。同住的是王纯厚老王，他的床在窗下；对面床是从“兵团”借调来帮助工作的朱伟小朱；我的床已经支好，横在他俩的对过，靠着墙，我当然应叫小王了。十五平米的房子住三个人，有些挤，但干净利落，还可以在他俩的床隙间搁张桌子公用。对面屋小些，十二平米，顺着支两张床，之间的窗台下也可以搁张桌子公用，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施燕平老施就住在这间屋里，同住的还有后来做了《人民文学》美术副编审的杨学光小杨。在这里我开始了自在而简单的集体住宿的生活。
时光荏苒，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3单元2号对于我来说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情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坛对我和我对中国文坛的情结，这情结里缠绕着影响中国文坛的几位作家的成功的喜悦与艰辛！尽管房子已几易其主，3单元2号的主人们也时过境迁，他们从这里走出去辉煌着，他们在这里留下的音容笑貌，始终珍藏在我的心底里，夜深人静时会鬼魅般悄然浮出，把我带回到那个温馨而和谐的居所，繁荣而纯朴的文学时代。
我住到3单元2号时，施燕平同志已经停职或撤职，他已经不去上班，只是天天做着检查，接受着组织的审查。我称呼他老施，我们都这么叫。老施十七岁参加新四军，在战争期间就从事诗歌创作，1957年加入上海作协。六零年《上海文学》创刊时，他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六四年《萌芽》复刊时，他被调到《萌芽》编辑部任主任。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他因受已被打倒的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牵连，被打为“小巴金”；又因在办刊期间执行了周扬的反动思想，被打成“周扬的小爪牙”，和茹志娟等人一起被关进“羊棚”。因为当时进“牛棚”需要有一定的资格，所以把关押他们的地方戏谑为“羊棚”。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专有名词，也是无法和当代人诠释的名词。七五年在上海创刊《朝霞》，他“荣幸”地被重新启用任编委。《朝霞》是“四人帮”催生的产物，在全国很受重视。1975年10月，《人民文学》在北京准备复刊，“四人帮”要在《朝霞》找一个办刊经验丰富的人到《人民文学》，因此他又戏剧性地调到《人民文学》工作。当时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兼任主编，严文井、李希凡任副主编。当时，严文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希凡是文化部文研院《红楼梦》研究组组长，他们都有本职工作，所以老施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日常工作都由他一人来抓。1976年1月在老施的组织下，《人民文学》复刊号隆重推出，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赫然登载。看来，老施并没有迎合“四人帮”的政治意图，却坚持了文学反映时代生活的编辑思想。“四人帮”很失望，认为这小说是歌颂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由此而引火烧身，一时间又沦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批判、审查、检讨……接踵而来。
“四人帮”不得人心，不久就倒台了，可老施的麻烦又有了新变化，他被当作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又要说清楚：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上海那么多的人就偏偏要你来呢？
他哑然。他能说什么呢？有口难辩。
我在3单元2号见到老施时，他就是正在写检查的过程中。施燕平先生个头不高，花白头发，圆圆的脸，戴一副眼镜，总是微笑的表情淡淡的，倒看不出已身处磨难之中。这时的他已很少和人交流，许是因了我父亲也是军人出身的缘故，“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是人民的队伍”嘛，对他就天生地心生敬意。他对我也有亲近的感觉，又许我是上海来的学生，就也会天然地亲近些。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写就的检查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党组织。几天后，我再把党组织的意见转给他，他放几天，改动些许字，又交给我，他们似乎永远也达不成共识，相互间又乐此不疲。无意中我成为了他们的通讯员。这段时间也有他的老战友来看望他，我听见他们在谈论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谈论贝多芬，谈到高兴处时，就有愉快的笑声传出，之时，就使我产生一丝淡淡的忧思和淡淡的愉悦。
后来有一天他交给我检查时说：“给我多带些稿纸回来吧。”说得很不经意。
我欣然应允，下班时就带回了十本稿纸，那种280字的，和他写检查时用的一样。以后就感到他没白没夜地写，写，写……到发现他的书桌上有了整齐地叠放着写满字的稿纸，越叠越高，而他交给我的检查却还是那么些时，他还是说：“再给我带些稿纸回来吧。”
我点点头，我隐约地感到他在写什么，但我没问。只是默默地祝福他有了一种转移，有了一种寄托，希望他有一天能将那一摞稿子变成铅字。
有人向我询问：“老施平日干什么？”
“写检查。”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没有写完？”“，“哪那么容易？”我又答。只是再给他带稿纸时就开始尽量地不让别人看到，省得我劳神费事的还得解释。
1979年对老施的审查终于结束，他被“解放”回到了上海。走时希望我能给他寄每月的《人民文学》刊物，我照做了，一直做了十二年，做到1991年初我离开岗位为止。老施回到上海后到复旦大学分校任中文系主任，不久就出版了长篇小说《从前，我正年轻……》。
在3单元2号，翻动着那本《从前，我正年轻……》时，就像在翻动着那一大摞的稿子，我彻夜难眠。
我想：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广西著名作家王云高是我在3单元2号接待的一位颇有别样情趣的作家。那时住在3单元2号的主人已陆续搬走，朱伟调到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任编辑，住到了东三环；王纯厚在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工作后，被调到人事处任处长，搬到了前三门住。3单元2号就只剩下我和杨学光两人了，我们一人一屋，乐不可支。
1979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广西自治区作家李栋、王云高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广西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首次荣获全国性奖项。次年春，王云高来北京领奖，领导通知我安排他住在3单元2号，并让我负责照料一下。
王云高高挑的身材略显单薄，看去长我有好几岁。进门时他满头大汗，陆续抱进六盆茉莉花，放到了杨学光房间中央的水泥地上。杨学光家在北京，每来客人时就回家住。当时，我并不在意他弄几盆花用来做什么，但却很想知道，他是怎样从南宁搬到飞机上，飞行数千里到了还在隆冬里的北京，又从飞机上搬下来弄到我们这里的？但碍于对作者的尊重，我还是把疑问咽回到了肚里。
他歉意而谦恭地和我打招呼：“王编辑对不起，打扰了。”
我很热情地向他介绍房间、厨房、卫生间，王云高则放下手中的行李，就四处找水浇花，花儿饱饱地喝了，便舒展着见了生机。但水也渗了一地，我忙着墩地，他爱怜地自顾自打理着茉莉的枝叶。
接下来的日子他风风火火、出出进进地很忙，我们甚至没有认真地交谈过，只是匆匆交流一些生活必须的话题。唯一的变化是他放在地中央的茉莉花少了两盆又少了两盆。他每天都要给花喷水，我们没有喷壶，他就用嘴喷，“噗—噗”几下，花儿可能舒服了，地上却留下很多水还有落叶，并常常顾不得收拾。他走了，我看到时心里就有些不快，但仍然替他打扫干净。很快他就准备回南宁了，临走时他指着地上的两盆茉莉花说：“王编辑，拜托了，麻烦你一定替我把它转交给葛洛副主编。”
我有些哭笑不得，但还是答应了。
他走后的几日我忙于工作，也嫌地上渗水，就没给花浇水，更没给花喷水，眼看就蔫了。我当时想：这两盆千里迢迢来到的花不赶紧送出去就要死在我这里了，尽管给领导送花这事在我看来有点滑稽，但毕竟它包含着一个作家对领导的敬意。我下班后忙用自行车带上它们，奔向葛洛家。自行车上带两盆花真不容易啊，还是冬天，得包起来。一路上我很小心，生怕把它们冻着，又怕把它们掉到地上，那样岂不是更滑稽？
葛洛家住在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个叫黄土岗的胡同里，门牌13号，就是现在的王府井饭店那一块。那是两个四合院套在一起的大院子，他住在院子的中间一排，是正房。我和葛洛在他家里见面时的一刹那，都很感意外。他看着我端着两盆蔫头耷脑的茉莉花，花儿和我都很受折磨：“小王你大老远的怎么还带两盆花？是送给我的吗？”他在单位是同志称谓的。
我忽然很陌生的看着他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这是王云高临走时托我转送给您的。我忘记浇水了，所以……”葛洛马上热情地接过花：“好么，好么，我很喜欢。只是辛苦你了！”
我在他沏茶时又仔细打量了他，这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在我平日的印象中，他工作严谨而勤奋，着装朴素而庄重，一身灰色中山装，平平整整；花白的背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老干部形象。但此时，在温暖的家中，他却一改平日的样子，穿着一件褐色西式马甲，雪白的衬衣，柔软而舒适的真丝白裤，脚踏一双柔软的皮拖鞋走在锃亮的地板上，他的脚看去一定舒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皮拖鞋。他抽烟的姿势也优雅。
真洋气的老头！我在心里赞叹。
他的家里一尘不染，书柜里的书摆放得错落有致，顶上几件工艺品稍加点缀，书香气十足。那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干净、最舒适、最“阔气”的家。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大方鱼缸，鱼缸点着彩色的灯，缸里的水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儿，里面还有假山、亭子、小桥、水草……鱼儿悠游着，简直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葛洛见我困惑的样子告诉我：“那是给氧泵。”说着，从一听烟里抽出支香烟递给我，我拿在手里不敢抽。在这之前我只看见过鱼养在透明的圆形玻璃缸里，不知道鱼的生活还可以这样地奢侈豪华。在他家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录像机，他告诉我：“有好的节目没时间看，就定了时间录下来，等有了时间再看……”
啧啧，我们的领导葛洛同志竟然是位这么讲究生活品质、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因为王云高和王云高的两盆茉莉花的缘故，我就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葛洛家的经历，这也使我看到了工作以外的葛洛同志的风采。那一天对我刺激很大，我感到自己生活的苍白，苍白得毫无情趣可言。
于是，从这之后我便开始注意用另一种心情观察葛洛同志了，他上班时仍然是一身灰色中山装，但我发现它们没有一丝褶皱，他的头发永远梳得整齐，偶尔还要不经意的用手抿理一下。他几乎总是穿着牛皮底羊皮面的皮鞋，纤尘不染，偶尔要用手指弹一下无意中落上的星星点点的灰尘。
因为葛洛，我便也开始穿牛皮底羊皮面鞋，很吝啬花钱的我，至今还保持着对皮鞋的奢侈享受。我还曾偷偷地到处寻买皮拖鞋，可惜我的咖啡色皮拖鞋在水泥地上拖来拖去，很快就磨得像漏了底的乌篷船，狼狈不堪了。
真的很感激王云高和他那两盆茉莉花，使我有机会领略到了葛洛先生的另一面风采，也使我开始思考该怎样去善待自己，善待生活。葛洛已离我们而去，听到他的噩耗时我很难过，我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的生活方式，曾经无意间改变了一个只有朝气，但懵懂无知的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让他受益终身。

在众多来稿中我读到了柯云路的中篇小说（我说的是字数规模）《三千万》时，我开始有些心跳，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助理编辑，主要负责初淘稿件，对自己的鉴赏能力十分地不自信，我暗自想了有两天，还是把它忐忑地提交给了我的编辑，又忐忑地经过了大约一星期，我还是在退稿中见到了它。我懊丧极了，我的忐忑的不自信和自信交织在一起，难受得无以形容。我悄悄地又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它还是个好小说，于是决定不马上退给柯云路，悄悄把它放在了抽屉里。
当时我们《人民文学》小说组的屋子共十二个人，中午大家有在椅子上睡一会儿的习惯，办公室只有椅子可以拼起来，大都是老同志在上面睡，我们年轻人一般不睡，只是随便地靠一会儿了或在桌子上趴一会儿了事，几乎每天如此。
那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征兆的中午。
午饭后我坐在椅子上，正不知该如何打发这讨厌的中午时，副组长涂光群一面准备午睡一边嘴里随意说：“这期稿子不是很强，找不出头条来，谁手里还有好稿子？”他这话是说给编辑听的。
半晌没有人搭话。
我的心不由地狂跳了几下，犹豫了少许，试探着：“我这里倒有一篇，不知道行不行，您可看看？”
涂光群说：“可以啊，拿来看看吧。”他准备午休了，听口气很不在意的样子。
我立刻从抽屉里把那篇《三千万》拿了出来，那一刻我紧张极了，因为我这样做是犯大忌的，我没有权利隔着编辑直接给组长稿件，何况是编辑退回的稿件呢！但那时我毕竟年轻，搁现在我就不会这么做，也许会有更婉转的办法。但那时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太看好这篇小说了，我真舍不得，这么好的小说就这样退了？我难道就这么没眼光？
涂光群接过稿子开始躺在拼起来的椅子上看，他看稿很快，没几分钟过去就坐了起来，问：“这篇稿子怎么会在你手里？”我知道他问话背后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上交？
我忐忑地回答：“这是篇退稿，我觉得很好，就没舍得退。”
他看了看我笑了：“啊，我知道了。”随即将稿子递给对桌的组长许以：“许以同志，您看看，有点儿意思。”
听说有个好稿子，许以索性就不再睡觉，而是迅速地翻看《三千万》。她看完了，眼光探出眼镜框上，问：“作者是哪里的？”
我忙回答：“是山西榆次的一家维尼纶厂销售科的，好像是以工代干，叫柯云路。
许以果断地决定：“小王，给他发封电报，请他来北京改稿。”她稍作停顿又说，“这篇小说你就当责编吧。”许以是新四军老同志，留着刘胡兰似的短发，温文尔雅，干练利落，但不苟言笑，严肃有余，平时大家很怵她，我年轻，怵心更甚。
这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然后，莫名地就想大吼几声：啊嗷，啊哦……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终于在编辑部见到了带着几分可掬笑容的柯云路。他中等略瘦身材，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有睿智又含有狡黠，是那种又有好、又有些坏的人的模样。我们彼此都很渴望这一天。在他听取了有副主编、组长和副组长联合出席的意见之后，很顺利地按着我给他的地址坐公交车找到了3单元2号，我骑着自行车也几乎同时到达。然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我谈对小说的修改意见，我也就实话直说。接下来我每天按时上班，他就留在宿舍改稿；下班回来我看，再谈修改意见。然后把稿子带到编辑部去，再把领导的意见带回来，如此往复，我也无心地和作者站到了一方。开始我把双方的想法如实地转达，但渐渐发现，因为编辑部对这篇稿子期望值很高，改动很大，柯云路又很有个性，希望坚持自己的想法，双方不免有些急躁。我就开始对双方的意见打点折扣，鼓励柯云路不但要发头条，还要争取获奖。这样他就很有耐心地一遍遍修改，一次比一次精彩。
那段时间我几乎把精力完全放在了这篇小说上，我清楚这篇小说修改的成功与否对柯云路有多么重要，它的成功，将是一颗文学新星的冉冉升起；对我来说，它将是我体面的走上编辑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对自己编辑能力的一次检验。我们彼此需要《三千万》的一举成功。
经过几番的意见、修改，再意见、再修改，当我把定稿交到编辑部时，我看到了领导满意的笑容，他们决定：发十一期头条。
我回去后见到焦急等待结果的柯云路，我大声地宣布：“柯云路听旨了：定了，发头条，发十一期头条！”
他孩子般地笑了，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又忍不住预言：“它很可能获奖。”他说：“那当然好。能么？”我说：“凭第六感觉。”
那时我还不知道《三千万》小说对于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他和我说：“一会儿有亲戚来看我，就今天。”
我第一次听说他在北京还有亲戚。来的是个女人，年岁稍大些，带来一个铝质的饭盒，告诉他：“是妈妈给包的，慰劳你的辛苦的。”柯云路慢慢打开饭盒，是饺子，他双手紧紧地捧着饭盒，默默的流下了眼泪，紧接着泣不成声。我见状愕然，不明就里，就悄悄的躲了出去。
后来那女人特意和我来告别，我送她时，她告诉我：她是柯云路妻子的姐，柯云路其实是北京的学生，就读101中学，插队到了山西省晋中地区，在那里和她妹妹相爱，但遭到她父母的反对。你想，北京的插队生在山西结婚，你还能回北京么？但他们还是结婚了，这下可惹恼了父母，之后便不再有来往。这次他能到《人民文学》来改稿，使得在中国文联做领导工作的岳父刮目相看，于是岳母也包了饺子送来，并邀请他到家里吃饭。
他姐说：“王编辑，《人民文学》有眼哪！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哪！我们全家感谢你和《人民文学》哪！”
那一刻，我感觉《三千万》的成功能否给我带来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可好事情也会结伴而来，1980年度《三千万》获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中国文坛真就升起了一颗新星，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地发表了一部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文坛的骄子。那一年我也出任了责任编辑，负责西北五省区加山西省的小说稿件。
柯云路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都要提起《三千万》，提起我。我知道他是感恩的。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我也是感恩的。我和柯云路在人生的路途中偶然相遇，互相搀扶着走了一段路，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路对于我们彼此都很重要。
几十年过去了，柯云路在社会上是是非非，或辉煌或争议，我都不以为然。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要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先生、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先生出席，节目结束时，让我们顺便谈谈柯云路，我拒绝了。我所认识的柯云路已经定格在那个年代，现在他们认识的柯云路和我认识的那个柯云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感念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有责任感；那个年代的人们为正事忙着，心地纯真；那个年代的人们不惟利是图，不骗人，交往起来不累。

1982年 2 月 的一天，新华社播发了的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评选结果,荣获最佳编剧奖的是中年作家、电影编剧张弦,播音员的声音非常可爱,它是那么地流畅.动听。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上海文学》发表后，获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经作者本人改编成电影剧本后，获1982年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我很惬意地笑了。
1979年9月，我把山西老家的父母亲接到北京。那年是国庆三十周年，曾和我同住在3单元2号的中国作家协会人事处处长王纯厚想到了我的父亲，因为在一起住时和他谈到过我父亲曾经是参加过百团大战的老战士，他是这个国家的有功之臣。他就把这张票送到3单元2号，塞在我的门缝底下，还附张字条：“请老人家去吧。”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作协唯一一张国庆典礼票。
我至今对王纯厚的这一举动感激不尽。
父亲不知原委，很得意地和母亲跟乡亲们一一道别,还说,“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接我们去参加国庆典礼”。这对于他老人家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他为这个国家的建立曾身经百战,浴血沙场，他要到北京去看看曾经一同奋战过的首长和战友，老人家那一代人的这种情结是我们无法替代的。
9月30日的傍晚，天空落着牛毛细雨，我把父母都带上，父母对北京不熟悉，我得陪着他们，还必须要带上自行车，因为回来晚了就没公交车了。我用自行车一路来回倒腾，把他们倒腾到了前门地铁口。父亲独自一人随着开会的人流走了，我和母亲就站在地铁口的遮阳檐下避雨，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父亲兴冲冲地随着人流又回来了，他微笑着，突然间年轻了许多，脚伐也变得有力了，就像凯旋的将军，我恍惚间仿佛看到了父亲在战争年代的军人的威武。
回去的路上父亲兴奋地告诉我：“我看到了两位首长，华国锋显老了，康世恩变化不大。”华国锋主席和康世恩副总理是中央领导,我不敢妄言。父亲则依然兴致勃勃,“华国锋当年当政委时,他的通讯员背的是小马枪,骑兵用的,真漂亮。我跟康专员在交通队时,我们只能把三八大盖前后都锯一截,才能藏到大衣里头。”
我推着自行车，看着细雨中走在前面的母亲，有些心酸，她也是老战士，却没能进去。
父亲又告诉我：“我散会时没立刻出来，溜达到了一个休息室，推门进去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宋庆龄、邓小平、王震，还有咱们山西的陈永贵，他们在聊天。在电视里见过，都认识。邓颖超见我站在门口，问：‘老同志，您有事吗？’我说：‘没事，就看看。’这时，一个小警卫紧张地跑过来拦住我：‘老同志这是首长休息的地方，请您到别处看看吧。’我很好笑，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啥地方，我就是要看看。小毛贼，老子当年跟小鬼子打仗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块茭子地（高粱地）里哭娘呢。”
我终于被他逗笑了：“爹，我真服您了！”
蒙蒙的细雨中我和父母来回倒腾到半夜，我的父亲一直在和我说话，那一夜是他一生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
趁父亲高兴，我便劝他和母亲多留些日子，抽空我好陪他们到处逛逛。他很高兴着就答应了。这之前，编辑部请来的作家张弦正在北京改稿，自然就住在3单元2号，自然是我接待。当时,我带张弦回来时父亲走了出来，他上下打量了张弦，我简单做了介绍，父亲一听他是作家，便肃然起敬。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对有文化的人历来非常恭敬，作家当然是大文化人，在他心目中是很了不起的人。
张弦当时在安徽马鞍山工作，来《人民文学》修改小说《舞台》，准备发十月号。在这之前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了， 从他正式发表电影剧本《锦绣年华》，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只是由于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间无权发表作品，直至近几年对他的错划问题改正之后，他才有可能重新创作，他的小说《记忆》已经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刊出，社会反响很大,这时的张弦英姿勃勃,创作劲头十足。
我对张弦仰慕已久，他的到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义并不在于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更重要的是我和他可以朝夕相处。
在闲暇时我们常常把话题聊得很多，许是他生在上海，我在上海读过书，都有上海情结吧。他谈到他的出身，他的创作，还谈到他的《记忆》,他很感激王蒙对《记忆》的推荐……谈到小说创作时,他告诉了我一件让我很惊讶的事情，他说他和陆文夫是好朋友，一次他们俩同时听到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都是搞创作的，对生活素材很敏感，他们俩同时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小说素材。于是他们相约用这个素材各自写一篇小说。他说，题材一样，但生活不同，感受不同，处理手法就不会相同，肯定不会撞车。之后，读到了张弦的《未亡人》，陆文夫的《一路平安》也发表在《人民文学》刊物上。我曾找出两篇作品细细地品读比较，我对小说创作便有了更深的感悟，这感悟颇有点偷师学艺的味道。1988年7月15日,贵州茅台酒厂委托《人民文学》举办的首届“茅台文学奖”颁奖活动在茅台举行,陆文夫是获奖者,在茅台酒厂的宴会厅里,我端着“茅台”给陆文夫敬酒,悄悄问及此事,他微笑着回答:“有这样事,有这样事。”
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对作家的好奇心理使他比我更有热情，他老人家在没事的时候很注意观察张弦的一举一动，找机会和人家搭话，张弦哪能顾得上，总是谦恭地敷衍几句就钻进他屋里，父亲索然无味。张弦几乎都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可能茶水喝多了，总往厕所跑。父亲睡觉时有多年保持着高度警觉的习惯，有点动静就醒，那是在战争年代时落下的毛病。我戏谑为：“战争后遗症”。
张弦夜里一出来总得开门，门响父亲就醒，醒了就难以再入睡，几次之后，父亲索性将门悄悄开条缝儿，看作家上厕所。他看见张弦低着脑袋急急忙忙跑出来，又低着脑袋急急忙忙跑回去，每晚如此。创作很投入的张弦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一双好奇的眼睛每天在暗中观察着他。
经多日观察后，我父亲跟我很郑重地说：“记住了，作家这活儿可不能干，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忙得像抢死似的，上厕所都没工夫抬头，没意思！”
作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在父亲的心目中就这样顿然坍塌了。我很无奈。几年后，张弦来北影办事，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张弦拿出一本作为编剧的精美邮册送给我，我就把父亲对作家的评价讲给他听，张弦听了哈哈大笑：“太精彩了！老人家真有意思！”

韩少功是50后的新一代作家，在湖南作家群中颇具影响，算湖南中、青年作家群中的佼佼者。韩少功以他自己的独有生活、独有见识和独有的写作技法，将小说写得独具一格，在七十年代末期及八十年代初期，很受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月兰》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扛鼎之作。之后，《人民文学》便把韩少功作为重点作者倍加关注。1980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收到韩少功的一篇新作《西望茅草地》，中南地区的责任编辑,及王朝垠，小说组领导涂光群、许以都认为又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但需要修改，于是，韩少功被请到了北京，住进了3单元2号。王朝垠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文字功底深厚,以题材抉择和深掘而见长，深得主编李季、常务副主编李清泉的青睐，他就非常重视韩少功的这次改稿。我对于韩少功来说，只管服务，既然住在了3单元2号，照顾好客人，是我的本分。
我依然是安排好韩少功的住宿后，再把附近的环境介绍给他，重要的是告诉他哪儿有饭馆，哪儿能吃到饺子，哪儿能吃到米饭或面条等，最多能给他提供一把西餐叉子，那是怕客人在外用餐时传染上什么疾病，比如乙肝、肺结核什么的。韩少功在这里改稿很辛苦，每每工作到深夜。期间王朝垠过来看望，我接待；请韩少功到和平里中街王朝垠家吃饭，我带路作陪，一来二往的，韩少功的小说改完了，我和韩少功也“混”熟了。结果，《西望茅草地》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荣获1980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奖。
这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许以、涂光群、崔道怡、王朝垠他们议论，说韩少功的小说《月兰》的题目我们不该改，如果保留原题目“最后四只鸡”，或者改成“四只鸡”，都比现在更贴切、更深刻，也更具冲击力。我很为我的几位前辈的敬业精神所折服：他们的今天，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和明天的努力方向。

我的老朋友邹志安也曾在3单元2号改过稿。邹志安和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是乡党,两人过往甚密。1979年编辑部请他来京修改小说《赔情》,他是我见过的最为简朴的作家。邹志安高挑的身材,略廋,略驼背,对人非常谦恭,别人说话时,他就坐着仰脖听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看着你,他不说话,但你能看到他的心在说话。他是一位编辑最好“对付”的作家,因为他总是努力做到编辑的要求,而其他方面又总是不去打扰人。他不声不响,悄进悄出,到了早饭点儿,就去附近的小饭馆买三只烧饼,六分钱一只,三六一角八,就是他一天的伙食了。邹志安家境贫寒,对自己很“抠门儿”,他把钱当钱看,但他从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是一种品质!我也见过另外一种品质:1994年春,中国作协组织到北戴河学习,我当时赋闲在家,被程树榛主编派去充数。会议规定个人掏饭费,在我前边排队的一位女诗人,上下摸摸口袋,然后回头问我:“你是《人民文学》的吧?我忘了带钱了,你先借我三十,我一会儿还你。”她和我并不熟啊!有一十六年了,她至今仍未还我,我无法不耿耿于怀：那是我三分之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得靠它养家糊口过日子啊！我能说什么呢,我的钱就不是钱么?我也“抠门儿”。
八十年代初,西北、华北地区联合召开小说座谈会,《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带领崔道怡、前西北地区编辑和我与会。其时,邹志安已在礼泉县他的老家挂职宣传部副部长,在他的撮合下,我们会议一干人专程赴礼泉吃了一顿地道的“羊肉泡馍”,至今回味无穷。
1983年8月王蒙上任《人民文学》主编,贾平凹发表《商州纪事》,惹了些“麻烦”;当时全国正在整党,清理“三种人”，据传路遥也有些“麻烦”,王蒙说: “你就代表编辑部去看看他俩吧,也代表我。”我记得元旦已过,天气已经很冷,到达西安时，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延河》的主编白描骑着摩托车去接站,白描后来调到北京，再后来又调进中国作家协会，做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有时我们碰到一起喝酒，说起当时情景，均感慨吁吁。我坐在老兄的摩托车上,“嘟嘟嘟”地一会儿就进到了建国路71号,安排住在大门东旁的一间平房里。我先不说路遥和贾平凹了。我住的房子地当间置一火炉,以它来取暖,在一群新老朋友的寒暄之后,我的火炉开始暖和了。这时,邹志安已经把自己弄成烧火的农夫了,头上沾着从炉眼中喷出的柴灰。第二天,他又从家里拿来一口袋核桃,足有十几斤,他笑着说:“没啥好东西,就着炉子烧着吃,就当是耍，挺合适的。”说着,掏烟抽出一支递给我,自己也抽出一支点上,牌子是“黄果树”的。于是,我的小屋就天天有了烧烤核桃的清香,就成了兄弟们整党休息的活动场所了。尤其是西安下了一场大雪之后,我的小屋就倍感暖融融、乐融融。之后，邹志安发表于1984年的《哦，小公马》和1986年的《支书下台唱大戏》相继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名声由鹊起到大噪，跻于全国一流作家之列。1992年路遥四十二岁英年早逝,1993年初邹志安也在四十六岁时离开了我们！前些时,京夫、王愚也离我们而去,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每每想起或提起他们，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永远都会记着他们!

在3单元2号住的时间最长的作家，要数山东青岛的尤凤伟了。尤凤伟到这里来不是给自己改稿的，是一位老编辑把他介绍来帮助《人民文学》工作的，其时他的小说《白莲莲》已经获得全国性奖项，算是名作家了，他就和杨学光住在同屋。编辑部给他安排的事情并不多，可能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个作家，也不拿我们的工资,留给他更多的创作时间罢。
我下班后就到他屋里看看，以表示对他的关心，他也热情让座，然后就手拿着一个小橡皮锤子，“”噔噔噔“”地边敲脑袋边和我聊故事。他的故事大多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土匪、强盗之类的,纠纠葛葛、古怪离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开始我感到很新鲜，一聊就到深夜。但时间一长，我就有些渐渐不支了，因为那时的工作量很大，《人民文学》每天的来稿在三麻袋以上，而每天的稿件编辑都要一一亲自过目，不像现在当编辑的，只需发个邮件、信息什么的，把意见写上；改与不改，改得如何就凭你的悟性了，据说是对作者个性和著作权的尊重，不再死乞白赖地让人家改来改去的。
晚上聊得起劲了，就难免浮想联翩，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精神不济，做不成什么。白天效率低了，就索性把稿子带回宿舍，准备晚上加班吧。结果晚上尤凤伟又准备了一堆故事敲着脑袋等着我，我的打算总是不能兑现。
渐渐地尤凤伟的故事对我就成了一种折磨，我开始找各种理由躲开他，我甚至痛恨那只敲脑袋的橡皮锤子和“噔噔噔”的声音。
那段时间我跟人发狠：“下班后谁跟我再谈文学，我就跟谁翻脸……”
几十年来这也渐渐成了我的陋习，如有作家朋友约我喝酒，我就事先声明：“陪喝酒、陪聊，但不陪谈文学。”这也是我终究成不了“著名”作家的原因之一罢。
尤凤伟几十年来游走于文学江湖，作品颇丰，可称一奇人了。我在他众多作品中常常找到当年的故事，这时，便也怀念起他那敲头的橡皮锤子和“噔噔噔”的敲击声音。
虽时过境迁,但晃如昨日,印象太深了！

杨学光和我在3单元2号一个屋檐下共度了七年多的时光，他不但是美术编辑也是油画家。闲暇时我就看他画画，还经常指指点点地说些外行话，他也不介意。他是个很随性的人，没有一些画家身上的个性标签。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画几张国画让我看看，就到市场买来几只公鸡，画完了就炒了或炖了吃，我突然间明白,他是口淡了,解解谗罢。但每次只能吃一只，剩下的还得养着啊，于是每天凌晨公鸡就按时打鸣，吵得我不得休息，他很歉意。后来我突然听不到公鸡打鸣了，很纳闷。问他，他笑笑得意地指给我看，我一看原来他把那公鸡的脖子栓了根绳子，挨着地面系在煤气灶的支架腿上，公鸡打鸣要伸长脖子才能发出声音来，屡屡伸不直，就只能“咕”的一声咽回去了。
对于不让公鸡打鸣而言，他的手段的确具有天才性和创新性，他能为我如此，我内心充满感激,同时也回味他炖的或炒的鸡肉。
因为杨学光的缘故，我也常在3单元2号接触到美术界的朋友。当今著名的篆刻、书法家程与天就是通过杨学光认识的，他是大连人，漂在北京，应属于最早的“北漂”。他的书法才气横溢且能庄而内敛,篆刻隽茂精永,茅盾先生和冰心先生都很赞赏,并铭与天制印以示荐之。那时联系不便,程与天有时是3单元2号的不速之客，杨学光不在时也到我的房间小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的地方，北空文工团离我们不远，有两个女歌唱演员经常来看杨学光画画，一个高一些的岁数小，如今名字已忘记了；一个瘦一些的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姓梁，名同乐，我们都叫她小梁，也是大连人。程与天在某一天见到了梁同乐，以后他们就在3单元2号出现几次“偶遇”。
不久小梁回大连探亲休假，程与天便也回到大连。这一天，小梁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程与天，她很惊讶：“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程与天从口袋里拿出户口本，还有一张结婚介绍信，说：“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叫与天，你叫同乐，‘与天同乐’嘛，前世有缘，老天爷定的，你就嫁给我吧，我已经开好结婚介绍信了。”
梁同乐在短暂的意外之后，就被这天降祈婚感动得一塌糊涂，于是就嫁给了程与天，婚后生有一子，现在英国读书。前不久，我与程与天邂逅一起喝酒，斗胆问他：“尊夫人姓……梁？”他稍怔，继而回答：“嘿！好记性啊，你还记得！”
他们夫唱妇随，恩爱至今。

3单元2号是个普通的房子，但它却陪伴着我和我们度过了那个令人感念的七、八十年代，它见证了那个年代的我们对文学和艺术的真诚、执着和热情，见证了一个繁荣而简单的文学年代，从那里走出的作家都没有辱没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看去和这座房子一样的普通，但他们却引领了一个文学的时代。我很感念这栋房子，感念3单元2号，在3单元2号，我成为了编辑，成为了丈夫，也成为了我可爱的儿子的父亲。1985年的中秋节之后，我搬到了朝阳区的另一个小区居住。
崇文区，崇文区的天坛东里，一栋普通的红砖楼房，它的3单元2号使我魂牵梦绕,难以忘怀。
2010.6.12.  15：4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