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网消息：香港《大公报》报道，对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鼓吹煽动“港独”，1968年《学苑》总编辑冯可强忍无可忍，昨日在港台节目《香港家书》中批驳所谓“香港独立”论调，并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好的体制。他认为，年轻人有不愿卑躬屈膝、想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但不需要亦不可能把香港的历史、本土文化，以及700万市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13亿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并且割裂出去。他同时提醒青年人，不应只摘取一小片段的历史去主观解释，不尊重前人的贡献，易令心灵视野封闭，最后只会任由自己喜恶决定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凌驾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走向排外的极端主义，令社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伤害。《家书》全文如下：

《学苑》编辑同学：

晚上看了你们今期用“香港青年时代宣言”为主题的几篇文章，睡到半夜四时多醒来，忍不住起床重新翻看。晨早七时多我走在冷清的街道上，听着树上鸟儿吱吱的叫声，还是在细嚼着你们的说话。

你们的文章，以文笔和铺排来说，是写得相当好的，有“革命宣言”的火辣辣味道，而且淋漓尽致地显现出年轻人挑战权威、敢想敢讲、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令我回想起六十年代尾我们一班志同道合，被称为“学苑派”的朋友，在编辑室、荷花池、饭堂、和每期的《学苑》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深度思考 理性交流

不过，我不同意你们有关“香港民族自决”、“香港独立”、“全民制订香港宪法”、和“全民公投”的主张，希望将来有机会和你们深入讨论。在这里，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感受。

第一，你们说：“其实，我们也不愿看见社会严重撕裂，我们也厌倦与长辈争论。我们曾经理性地与上一代对话，却没有人真正的理解我们看见的世界。”有一位年轻人对我说，她和朋友都不容易和长辈沟通，有时候就好像对着Donald Trump的支持者说话一样。作为父母辈，我们都应该警惕一个信号─一旦子女不愿意与你沟通，你就会“失去了”他们。如果我们只是经常把“加强与青年人沟通”这句说话挂在口边，不去尝试用同理心和易位思维，感受年轻人的感受，理解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我们就会失去与年轻一代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会。当然，这会牵涉到价值观的问题─如何理解民主、自由、公义、平等、人权、法治、经济发展、保育、可持续发展、等等基本概念。要进行真正的沟通，就需要敞开心灵、多元角度、深度思考、理性交流。

封闭心灵 遮蔽视野

第二，你们认为：“民主运动的时代已然过去”，而你们要开启一个“反威权统治年代”。的确，年轻人都有“一颗渴望自由的心灵”，不愿意“卑躬屈膝”，要对不公义、不合理的事物进行抗争，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都是年轻人可贵的地方。但我认为，不需要，也不可能把香港的历史、本土文化，以及七百万市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十三亿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并且割裂出去。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大历史观，只摘取小片段的历史去主观解释，如果我们不尊重前人的贡献，不从多方面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关系，也不去了解和处理好自己所在地与周围地区的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就会很容易封闭了心灵，遮蔽了视野，任由自己的喜恶，去决定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并且凌驾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这样，就有可能逐步走向排外的极端主义，对自己和家园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长远的伤害。

维护港人高度自治

第三，你们指出：“基本法所保障的一国两制，其实非常脆弱”。我相信，香港很多人都对十多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觉得不满意。敢于想像是好事，这样才能带来变革；但你们“想像”出一个“香港民族”去寻求“港独”，也有责任去分析和讲出，“独立”对七百万市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是避免香港逐步沦亡，还是促使香港走向沦亡？正如你们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家视香港为共同的家园，她是不可遗弃的皈依。”我认为，“一国两制”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好体制，不应该因为做得不理想而抛弃掉，因为反面可能是“一国一制”。 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应该不畏困难，继续努力，去维护和实现“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的初衷和原意，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香港人能不能够将矛盾化为动力，共同打造一个还有成功机会的香港愿景呢？

冯可强小资料

冯可强，又名冯强，1969年毕业于港大文学院。在学期间曾任职《学苑》编辑及总编辑，开拓中文版，报道和评论社会问题及国家与世界大事，掀起70年代港大学生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序幕。毕业后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70年代火红的学潮，又在1972年以史实为据撰文剖析港大是“帝国大学”。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冯可强是第一批跑往内地开拓业务的港大校友之一。同期中英谈判，他以咨委身份参与基本法的制订，并在80年代先后担任“港大同学会”四届会长。90年代，他参与新政治团体的成立。2000年以后，冯可强投身教育改革事业，支持参与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教育基金，创办港大同学会小学及港大同学会书院，并任执行总监多年。

冯可强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 亦为港大评议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