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联会元老陈婉娴在报章撰文据理反驳，指出不能不恰当地把两件事简单类比，“出于爱护国家，保护民族，对抗敌人的冲动，利益归于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当冲动是针对自己民族，自己国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动，伤害人民，则没有包容的馀地。”不料却引来反对派的进一步攻击。

在香港，即便在爱国爱港的圈子，六七运动似乎是避之则吉的话题，彷彿六七运动真的是理亏得“见不得光”。比如，去年是六七运动五十周年。反对派剪辑了一部声称访问了众多当事人的纪录片《消失的档案》在香港巡迴播放，指责六七运动是一次在文革“极左风潮下，由左派发动的不得人心的暴动”。或许由于回归二十周年典礼在即，爱国爱港阵营当时都似乎淡化争议，反而令反对派的宣传得逞。这种迴避矛盾的做法，反而给人心虚的感觉，令人痛心。

反对派往往喜欢扭曲歷史，又喜欢断章取义地把歷史事件胡乱对比。比如年初，笔者就曾反驳过练乙铮把“秦国进攻南越”说成是“中原地区汉族对周边非汉族人进行殖民统治的非正义战争”，并把它与现代侵略战争相提并论的错误说法。

陈婉娴说得非常正确：“殖民地当权者的压迫充斥着歧视、欺压，前辈们的出发点是贫苦大众的利益。我见不到今天这两个字的背后意义，能跟那些年相比。”

不错，六七运动与内地的文化大革命相关不是什么秘密。六七运动之所以能壮大，与左派组织如工联会的组织、左派报章的宣传，及左派学校与中资机构的参与关系极大。香港左派组织一向与祖国来往密切，受鼓励与支持不出意外。当年“文革”中，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都发生过声势浩大的声援香港同胞的集会，《人民日报》与外交部也高调抨击港英。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当时的社会矛盾不是已经极为尖锐，单凭左派组织，难道真的能“兴风作浪”？

美化港英 扭曲歷史

近年来，随着“本土”“港独”的兴起，“美化港英”成为一股值得警惕的潮流。年轻人大部分成长在回归后，对香港的记忆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英谈判后的“美好的时光”。很难体会到在此之前，香港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抗争，向港英政府争取平等权利与社会公平公义的艰辛。

在六七运动之前，香港远不是一个天堂。对劳动人民来说，香港存在贫穷、自由资本主义、“殖民管治”、腐败制度等“四座大山”。

当时香港经济尚未起飞，贫富悬殊问题严重，一般市民的生活十分贫困。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五仙（港币五分钱），就触发造成1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的“九龙骚动”。当年住房条件极差，大部分市民租住在居住环境极为低劣的寮屋区或唐楼，一家五六口蜗居在面积一二百呎的房间居住，厨房洗手间数家公用。现在怀旧电视剧中，“同屋主”之间乐也融融只是艺术化的美化。现在青年抱怨“劏房”环境甚恶劣，但现在的“劏房”对比当年寮屋可谓天堂。

香港当时崇尚自由资本主义，资本家漠视工人权益与福利，政府则置之度外，只顾“维持秩序”，而非“维护正义”。以引发六七运动的新蒲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工潮为例，资方单方面出台新规定，严重损害工人利益：它把能获得“加二”花红的标准线，从120元每双周一下子提高到160元每双周，令一大批工人失去了甚为关键的20%花红；它新增规定，如果工人使用的机器坏了，那么工人就不能上班，直到机器修好为止，这段时间工人完全没有收入，相当于把机器损耗单方面让工人承担，而提供生产机器本来是资方的责任；它规定工人不得请假，一旦请假，不但没有工资，连职位也可能失去，这等于把工人完全绑在劳动岗位上。此外，当时香港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劳动时间限制等对僱员的保障。用现代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难以想像的，但这就是当时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下的工人惨况。

当时香港社会洋人与华人的地位极不平等，几乎所有的政府高位以及重要金融工商建筑业都被洋人把持，华人只能听命“鬼头上司”。现在“本土派”认为教学必须用粤语“母语”教学，反对“普教中”。但当时根本没有“母语”教学这回事，中文更是毫无地位，英文才是佔绝对优势的语言，所有公文都只用英文书写，“高级学校”都用英文教学。不懂英文就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香港在六十年代末才开始争取“中文平等”。

美化“旺暴” 侮辱公众

而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又岂是现在美化港英管治的人所愿意提及？普罗香港市民奋起对抗港英管治者的压迫，同是炎黄子孙产生爱国情感，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当年香港政府腐败不堪、贪污成风。“贿赂”文化成为香港市民无奈的生活的一部分：警员收钱才肯办案；消防人员收钱才救火；救护人员收钱才接送病人；连护士打针也要先给“好处”。轮候公营房屋、申请入读官立学校等几乎所有公共服务，也要花钱贿赂负责官员。港英政府虽然对此一清二楚却无所作为，甚至乐见其成，事关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人也是贪污文化的得益者。

港英政府对群众运动的镇压也远超“本土派”的想像。非法“佔中”时，警方出动催泪弹就被“泛民”指骂，但当时港英政府却是荷枪实弹对待和平示威的民众。法庭判处部分“佔中”策划者判社会服务令，当时爱国学生因为派发传单被关进监狱几年。

正因如此，香港在当时很多有能力的香港人心中只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以香港为跳板。但对于无法“跳出香港”的广大底层人民，只有抗争才能改变。

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左派所发动的六七运动，才能成为“香港歷史的分水岭”。简单地标籤为“左派发动的暴动”，显然无视当时复杂的背景，否定了人民对政府抗争以表达不满的正义性，也忽视了六七运动对香港社会的正面意义。事实上，港英政府在事后推出一系列的改善政策，或者原先推行不力的政策变得积极推行，香港成为蒸蒸日上的发达城市。这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六七运动的冲击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香港主流社会长期没有正确评价六七运动。回归后虽然有杨光等人授勋，部分地平反六七运动，但香港仍没有走出“六七运动坏”简单结论。更令人遗憾的是，甚至有话语权的左派也不勇于据理力争，以致当事人长期处于被抹黑的局面，令人遗憾。其实，六七运动中虽然有不幸无辜伤亡的人，但并非运动的主流。

相反，梁天琦等“港独”分子发动的旺角暴乱，单纯为发泄情绪与破坏社会安宁为目的，给香港带来的只有动乱，又岂能相提并论？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闻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