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早前一致裁定梁天琦一项暴动罪名成立，法官周三开庭听取被告求情，惟梁天琦的辩护律师竟在庭上声称，梁天琦一案虽属暴动，但“暴动就系政治，暴动法例都系政治！”法官闻言即时反驳道：“法庭在审讯时，不考虑政治，只处理涉及暴动罪名的刑事罪行法律原则。”

这段对话，真是可圈可点。其一，说明了有人真是不知好歹，竟然当着主审法官说出很敏感、不中听的言词，这简直就是在“offence”（冒犯）法官，暗指法官审理的暴动案其实是一场政治审讯，为了加强其指控（政治案件）。梁天琦代表律师声称说：“暴动法例都系政治！”这也老实不客气了，法官依据刑事条例审理一宗严重的暴动案，竟然被指为一宗政治审讯。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有当面羞辱法官之嫌，也难怪法官要立即纠正对方说：“法庭在审讯时不考虑政治。”换言之，她提醒辩方律师，这案件涉及的是暴动罪名，法庭是用刑事罪行法律原则审讯，不是政治审讯，被告是触犯刑事罪行，不是政治罪。

法治精神遭严重歪曲

其二，这段对话也说明了法官头脑很清醒、很专业，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反而是辩护律师头脑在发烧，他明明要代其当事人向法官求情，不单未有提出情理兼备的求情理据，反指检方出于政治动机提出检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指旺角暴乱案是所谓的“政治审讯”。

如果主审法官不即时指正，留下一个正式纪录，一旦给这名辩护律师把其错误的感受（政治审讯）四处宣扬，说得多了，他自己也相信要不是梁天琦的政治立场问题，便不会有这个遭遇。这种说法不但无助于为梁求情，更无助年轻一代尊法守法，甚至效法梁天琦等人做出违法行为。

更不好的是，该名律师竟把一宗纯粹是刑事案说成是政治案，为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打开缺口。过去二十年多来，外国势力不断找尽藉口要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辩方律师的说词，无疑令外国势力有机会藉声援之名，做干预之事；将犯法暴动行为“正义化”，把罪犯当成是“为正义牺牲”、烈士，更会助长“乱港派”今后发动更多类似旺角暴乱的暴力违法事件。

作为一个律师，他既然拿出政治作幌子，理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把刑事案说成是政治案，那是一个天大的指控。众所周知，中央政府为贯彻实践“一国两制”，令港人可在原有制度下如常生活，不感受任何政治压力，因而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亦因为中央尊重香港，故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问题上，一直没有要求特区政府尽快重启立法工作。

当年长达79天的非法“佔中”时，尽管有人佔领闹市街道，但政府始终未有强行清场，只是待市民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后，警方才协助法庭执达吏执法。这个歷史纪录，可说是举世罕见或未见，为的正是不想把事件被政治化。

“轻判”只会助长歪风

明知反对派刻意製造政治事件，政府则耐心将其非政治化。像旺角暴乱，多达九十多名警员被暴徒以砖块等武器袭击受伤，最后将涉暴者拘捕到案，审讯时还用陪审团等纯司法程序处理案件，为什么用“陪审团”？正是要普通市民以平常心去判断这案，甚至在陪审团退庭商议前，法官还多次提醒陪审团毋须考虑被告的政治立场，也要陪审团各人放空自己的政治立场。结果陪审团退庭商议逾23小时才能得出裁决，可见法官与陪审团小心行事，为的正是要排除任何政治因素介入这案件。想不到的是法庭如此排除政治判案的因素，到头来竟还被主辩方指这是政治迫害。

再说到向法官求情从轻发落的问题，辩方律师所持的论点是：大好青年把青春岁月关在牢里，太可惜云云。这个论点如果说得过去，即所有年轻人犯罪都可以从轻发落、网开一面了，这岂不是将法治不当成一回事吗？法治的作用是坚持罚则，用监禁叫犯者付出沉重代价，以阻其重犯，同时也阻吓效尤。更重要的是维护公众安全，维持社会秩序。而旺角暴乱涉及的多宗案件之所以用暴动罪起诉，说明事件不但威胁公共安全、破坏公共财物、大批警员受伤，暴乱更会影响外国对香港的印象，甚至降低评级，拖累投资环境，香港需要花费长时间才可回復安定繁荣。

倘若法官基于被告年轻而从轻发落，他会心存感激改过自新吗？这点谁能保证？更何况，被告听到裁决后还扬言出狱后也不会放弃继续斗争，可见一旦从轻发落不会消除动乱。刑事罚则的基本理论是：以罚止乱。旺角暴乱事件是二十年来的首宗暴动案，自“佔中”后，不少行事冲动又没有太多家庭负担的青年，试图透过所谓的“社会运动”挑战国家主权，考虑到旺角暴乱案件的社会与政治特徵，辩方律师的求情理据实可在毋须考虑！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郑赤琰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