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19年，香港进入了所谓的“大选年”，区议会以及其后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揭开一系列的政治演变大戏。对于反对派阵营来说，尽管在过去数年因“占中”之后的判例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所谓的“民主低潮”期，但基于回归二十一年来的民情变化以及整体选民结构而言，其基本盘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其最根本问题在于，未能形成有效的“力量整合”与主流的“核心理论”，这也将困扰其整体势力的强化。但鉴于选举临近的现实及生存需要，未来一段时期的反对派阵营将出现三种动向与趋势，即以利益结合的合作会增多、以“本土”卖点的主张将调整、与外国勾连的现象会增加。这对香港未来政局发展将产生新的影响。

香港形势总体朝有利于建制派的方向发展，这既有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加强的大环境因素，也有香港内部市民厌倦了高频率政治对抗的小环境因素，也有美英内部自顾不暇对港政策摇摆的因素。但这种形势并非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仍然处于变动的不确定当中。对于四分五裂的反对派阵营，当幕后的政治力量无法给予足够的资金与政治上的支持、当缺乏一致的目标与获广泛认可的政治论述，在面临未来两场关键的选举时，他们将被迫作出一些改变，以求获得站稳脚跟的机会。

第一，以利益结合的合作会增多。

表面上向，反对派阵营碎片化的现象不断加剧，“龙头”政党民主党进一步内讧分裂，公民党不断萎缩影响力大降，工党与职工盟乃至街工这些老牌激进工会势力日渐老化脱离民众，而所谓的“伞后组织”更是无法由小变大，相反是自我消亡。至于备受看好的“香港众志”，在一系列负面新闻以及法庭判决的影响下，已经看不到壮大的机会。与二十年前相比，或者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反对派阵营，都在走一个急速的下坡路。

然而，这种碎片化的现象只是反映政党或政团的碎片化，并不意味着整体反对派势力的消亡。客观而言，支持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加，但坚持反对立场的选民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只是往常的那些“中间力量”不断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反对派来说，仍然具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土壤”还在。除了长远的力量统合与构建新的理论论述无法获得根本性改变外，在以共同选举目标的情况下，仍然会有一些所谓的“空间”。

今年十一月的区议会选举，不仅是立法会选举的前哨战，更是“占中”以来一系列政治变化的一次全民民意检验。能获得多少议席，关乎反对派能否得到政治喘息的空间。而区议会选举由于选区小、数量多的原因，所有反对派团体只有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以利益结合的所谓政治合作，会不断增多。除了“民主动力”的例牌“区选协调”外，一些边缘政党，很有可能以结盟的方式集中资源参加选举。此外，亦会出现所谓的“共同选举政纲”与共同的竞选同盟组织。这种合作与过去每四年一度的“合作”所不同的是，以往更强调的是“政治立场”，如今强调的是“当下利益”，既对于“生存”的共同危机感。当这类合作的增多时，会否形势强大的整合力量，仍然是言之过早。

第二，以“本土”卖点的主张将调整。

以“本土”主张作为争取选票支持的做法，早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便已经出现，经过三、四年的变化，“本土”势力俨然成为“第三势力”。然而，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以及DQ案的判决，任何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极端本土”主张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不改变只有死路一条。但如何改、立场如何调整，至今反对派阵营仍然没有让人看到一个大概。

但是，不能因为眼下这种暂时的现象就盲目乐观，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本土”思维已经在香港落地生根，已经成为了香港的“风土病”，短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而反对派政党其实并非没有看到趋势的演变，他们已经形势一个高度的共识，即必须积极地作出一些调整，以朝“本土”靠拢。这种以“本土”作为卖点的主张、做法，是回避最核心的主权论述之外的以香港为优先的政治主张。除了传统政党对“本土”的新论述外，一些过去极端立场的组织，亦在试图作出调整，以达到符合议会选举的要求。

“本土”主张的上升，必然会推动整体香港选民结构的变化，一些传统的反对派支持，或者说一些原本温和的反对派支持，会由于这些“洗脑式”的“本土”宣传，而逐渐接受甚至走到更加极端端的方向。这是需要高度关注并警惕的方向。

三，与外国勾连的现象会增加。

反对派与外国勾连并非始于今日，回归二十一年来几乎是无日无之。但与以往相对松散的、个人色彩较浓的、以议题为核心的“勾连”做法不同的是，现在反对派阵营已经形势了一套清晰的“国际事务战略”思维。他们认为，必须通过与外国特别是美英欧盟的政府与议会、智库等机构的高度合作，才能向中央政府施压，才能迂回地满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

除了这种宏观乃长远的看法外，还有眼前的一些利益考量。民主党上月宣布成立“国际事务委员会”，笔者曾分析指出，民主党通过对立法会补选的败选原因分析，以及对未来两年选举的预判思考，而得到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认识：“本土派”选民决定了选举的胜负——能否得到“本土派”选民支持，关键就在能否掌握到“民主运动”的话语权——掌握“民主话语权”的关键在是否经常与美英欧洲国家保持定期的“对话与合作”。因此，民主党要想明后年选举保持胜算，就需要通过“国际事务委员会”以争取“本土派”支持。

于这种认识，未来反对派的这类“勾连”行动，不论次数还是层面，都将出现大幅增加。这会对香港产生何种影响，仍是未知之数。但一旦香港事务被高度“国际化”，那么显然不会是一个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