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TVB，同样是褚简宁主持的“清心直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先生一年前与一年后取态迥异，简直是自打嘴巴。去年1月8日，当主持人询问他对香港政改方案的看法，他如是回答：“基于对香港的尊重，就政府立法，我不会有明确的表态。坦白说，这会是外交干预（foreign interference）。”换做直白的说法就是，“我不能评论香港立法，否则就是外交干预”。今年2月26日在同一个节目中，他竟然毫不避忌地实施“外交干预”，公开评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还威胁说“或影响美国与香港的双边协议”。

不过短短一年，唐伟康先生为何突然强硬？为何在这个时间点，跳出来公开干预香港立法事务？港美关系是否面对新的变化与调整？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还要从美港关系历史脉络的变化与调整中找寻。

英抱怨美国扩大在港编制

这段时间，美领馆一直在高调庆祝在港建馆175周年，唐伟康也专门别上“美国爱香港”的襟针。画外音无非是想刷一刷美国在港的存在感，凸显其从港英政府时代开始就在香港投射影响力。其实，美国真正重视香港、精心布局香港，至少要溯源到冷战开启前后，东亚局势剧变之际。

美国人当年关闭了所有在中国内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把相关业务迁至香港，令香港变为收集情报、从事反共宣传和秘密行动的重要枢纽。于是，美领馆开始聚集与美国驻港侨民不成比例的领事、新闻官、军事人员和秘密行动专家。当年英方官方文件显示，1951年9月美领馆内的美国人员达到96人，包括5名领事和至少24名副领事。英国政府殖民地部曾抱怨说，“在一个美国侨民只有稍多于1,000人的地方，显然不需要96名官员来照顾”，他们更意有所指地说，“这些（美国）官员如果真的物有所值，他们一定是在做其它工作，即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英美作为盟国，在香港事务包括情报收集方面当然有不少合作，但是英方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也有安全方面的顾虑，因此他们不仅抱怨美国扩大在港编制，还不时施以小动作，对美国在港的秘密行动和公开反共宣传加以约束，例如在冷战之初，港英政府曾突然出手，在香港广播电台停播《美国之音》的节目，也曾充公过美国新闻处的传单。

美1992年正式大规模介入香港事务

由于英方掌握主导权，始终抱有一定的戒心，美方在香港的行动受到各种掣肘，也不得不尊重英方的决定，而这一切的彻底改变要等到1992年。这一年，全球正迈入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强权，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正式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而英方正部署从香港的“光荣撤退”，这一年的7月9日，时任英国保守党党魁彭定康出任最后一任港督，并在同年10月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展开香港后过渡期的中英政治交锋。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国会当年5月正式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以国内法的名义，开启美国正式大规模介入香港事务的肇端。

冷战年代，美国国安会曾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包括1957年的NSC5717文件和1960年的NSC6007／1文件）涉及美国的对港政策，但是皆着眼于香港的地缘政治地位，并不重视香港自身的地位与价值。《香港政策法》则更弦改辙，强调“香港在当今的区域和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与美国的强大经济、文化和其他关系密切相关，令美国高度关注香港的持续发展与繁荣稳定”。

意图把香港打造成华人民主政治橱窗

基于这一战略判断，《香港政策法》明确指出，美国继续视香港为独立经贸区，例如规定香港享有进口配额和原产地证书（参见SEC.103.1）；《香港政策法》也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美国对港政策（参见SEC.2.5）。概括来说，在新的战略定位下，《香港政策法》致力推动香港完成“双化”，即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从而推动美国对香港的两大“输出”--推动货物、资金的自由流动，以输出美国货物和服务；推动所谓的“价值观的自由流动”，以输出美式民主。具体来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把香港打造为两个“橱窗”：自由经济体的橱窗和华人地区民主政治的橱窗。

美国《香港政策法》实际上确立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港战略。由这部法案，我们能够清晰地探寻美国影响香港政经事务乃至文化交流的脉络。它也实质上实现了英美势力在香港的权力交接。1993年之后，美国通过实施《香港政策法》，在英方的配合下，着手对香港展开一系列的政经布局。

美国是如何布子在香港下了一盘大棋呢？我们下篇续谈。（系列之一）

作者：陈少波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