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2月24日讯 原黑龙江日报社副总编耿兆贵，已经去世30多年了，可至今，他的几个已经步入“老年人群体”的子女们，仍在搜集有关父亲那些“沉默”许久却耐人寻味的故事……

　　跨越新、旧两个社会，经历生死、荣辱、顺逆流，年轻时拿过“枪杆子”，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要紧握“笔杆子”，从通信员、战地记者到总编、台长，耿兆贵用自己的大半生诠释出一个新闻人的挺直脊梁！“但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讲自己的经历，后来我们参加工作，才听别人说起父亲更多的故事。我们非常震撼，这些故事不应该被遗忘……”2016年一个冬日的下午，耿兆贵子女中的两位———年逾六旬的耿晓搬与耿欣，相约记者在一家快餐厅相见。

　　他是神勇的“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写下新闻名篇

　　耿兆贵1918年11月10日生，山东淄博人。读过几年小学。1938年参加抗战活动。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发现耿兆贵身上具有几个难得的优点：第一，真诚、忠诚，是党和群众值得信赖的人；第二，热心，善于联系群众；第三，机智勇敢；第四，文采出众……于是，便把艰巨的通信员工作派给他去做，他先后在博山县、沂南县，任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通信员、盘查站长、中共区委宣传委员、县委秘书等。

　　在当时交通、信息闭塞以及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通信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甚至一条消息是否能及时发布出去，都会影响大局。那时的耿兆贵，经常乔装成农民，在密林深山中行走，联络分散在各地的通信员采写战地报道，而身上是绝不能带任何纸笔的，否则就会暴露而遭致杀身之祸。有一次，他在去联络点的路上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兵在他身上连一个纸片也没找到，就以为他是农民，放松了警惕，使得他得以有机会逃脱。

　　那么，问题来了，身上连个“鸡毛信”都没有，耿兆贵怎样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据其子女介绍，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遇到时间、地点、名称等，他会用树枝作笔在泥地上打“草稿”进行记忆，全部记住后再将“草稿”毁掉。等到达绝对安全的地带，才会将心中“稿件”誊在纸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战地环境艰苦，把新闻又准又快地发布出去，挑战极大。耿兆贵为此练就了很多“特异本领”，比如，他可以长时间保持蹲坐姿势，用自己的腿当桌子写稿；他还可以在漆黑的野外进行盲写；此外，他的写字速度奇快，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写下“万字文”。

　　最危险的是深入战地进行采访，大炮“轰轰”响起，子弹就在身边“嗖嗖”穿梭，“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的胳膊被子弹击中，用布缠了缠，又接着工作……”耿欣说，那篇著名的《石桥伏击战》就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当时在战士们之间热烈地传阅，几乎每个人都为上面的文字而激动不已，他们坚信，下一场战斗我们仍是胜利。但现在，还有几个人会记得这一切呢？

　　他是勤奋创新的“总编辑”提出办报“六字思想”至今适用

　　耿兆贵从齐鲁大地来到哈尔滨安家立业，也是因为“新闻”的缘故。受党组织委派，他曾担任山东《沂蒙导报》、《鲁中日报》编委、特派记者、通联科长。1948年末，任《东北日报》编委、文教组长。1952年6月，调任黑龙江日报社社长。1954年8月，《黑龙江日报》和《松江日报》合并改版，他任副总编辑(实际上主持工作)。

　　耿晓搬介绍说，父亲虽然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又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新闻实践经验，而且非常勤奋，所以党的每一次指派任命，他都能不负重望。“记得当时我们家住在电车街，离报社只有两三分钟路程。妈妈做好晚饭后，就叫我们到报社喊爸爸回家吃饭。每次去，他不是在写稿子就是和同事聊工作，总是很忙。有时跑了好几趟，他不但没回家吃饭，也没回家睡觉。”

　　耿兆贵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报纸有些重要社论，他亲自执笔。他修改稿件、版样从来都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有人说，他干起工作“太拼命、不要命”，他说，“报纸工作无小事，万万大意不得。”耿兆贵还经常带队采访，住在农民家中，与他们促膝谈心，采访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为一批年轻的新闻记者带出了好的采访作风。

　　而耿兆贵关于报纸改革的事情，竟然让当时读小学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耿晓搬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领导编委会提出把“新、全、高、快、短、活”六字作为报纸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积极改进宣传报道的宣传方法，使报纸呈现了新的面貌，至今，这“六字思想”仍是适用报纸的思想。“当时，父亲就按这样的要求指点我写作文，说我写的文章不实在、太长，形容词又太多。后来我逐步改正，竟也成才了。在工作中还受到领导器重，每年都要写十多万字的材料！”说到这儿，耿晓搬乐了起来，可她马上又说，父亲始终把工作、事业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40多天没进食的情况下，在昏迷中仍喊着要上班……

　　“当时，我们的心都要碎了！”两位老人说，从儿女的角度讲，对父亲是有“私心”的。他的一生，为工作、为别人付出很多，自己却受了很多委屈……

　　他是心系职工的“好领导”无私帮过很多人

　　耿晓搬与耿欣说，父亲很少在家人面前讲自己，他们是参加工作后，才听到很多人说起父亲的故事，“老耿做过很多实事，帮过很多人，这样的领导，以后很难遇到了！”原来父亲比他们所了解的还要高大。

　　“父亲没有丝毫官架子，即使单位扫大院的老师傅也是家里的座上宾；他爱主动找人家唠家常，遇到有困难的人，也会想办法去帮助；父亲还善于调解各种矛盾，像同事矛盾、夫妻矛盾、婆媳矛盾等，一直聊到人家和好如初为止……”子女们后来还知道，父亲在报社期间为职工也做了许多实事，比如，组建当时最有名气的篮球队、足球队，其中篮球队曾在哈尔滨职工大赛上获得冠军；办了一个游艺室，职工和家属业余时间可以在那里消遣娱乐；每到周末还会请来说唱团演出、办舞会，职工们都因身为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关心他，他怎么能关心工作！”

　　但是，“文革”的到来，也将耿兆贵卷入迷茫之中。1965年3月，他被调任黑龙江大学任代理书记，时隔不久，他就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耿晓搬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父亲的头发、身上经常被造反派洒满了蓝墨水、红墨水，还不让洗；有时晚上回来后，我们发现他身上有大面积的瘀伤；他当时想不通、很迷茫，心情也很不好……不过，在报社这边，却贴出了几张‘让耿兆贵回来’的大字报，父亲早已将最真诚的自己留给了报社，职工们也早已体会入心，谁能忍心迫害这样的好人呢！一些职工还帮他到安全的地方安身，给他送药送饭。”

　　耿兆贵很快被“平反”，又先后被调到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黑龙江省广播事业局工作，直到离休。这期间，在他的领导和多方协调下，新建了电视大楼，扩充了宣传阵地，使我省广播电视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报道也有了创新和突破。

　　1983年10月12日，耿兆贵因病去世，可对于他的孩子而言，父亲仍是一本未读完的“书”，而且这本书好像越读越厚，做人、做事，该是怎样的？他们仍在思考。

　　快餐厅内仍播放着轻音乐，周围仍坐满了有说有笑的时尚年轻人，可两位老人似乎并没有觉察这一切，深情地看着照片上的父亲，又一次感受着父亲的慈爱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