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魏中元拍摄、翻拍。

　　中法学校旧址。

　　中共綦江县支部成立遗址。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核心提示

　　92年前，军阀混战、列强肆虐，偏安一隅的重庆，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身处苦难深渊。但随着一粒粒共产主义的种子在巴渝大地破土而出、不断壮大，党在重庆地区最早的两个基层党组织——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诞生。

　　1926年2月，重庆建立起领导全川革命的核心——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重庆地委）。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担负起领导全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今天成立了。”1926年2月底的一天，重庆城区望龙门二府衙的一栋小楼里，十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房间内，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随着一名戴着眼镜、面相俊朗的年轻男子宣布这个消息，房间内的青年们脸上洋溢起兴奋的神情。

　　“这名男子就是当时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后，受党中央的委托，统一领导四川全省党组织。这是四川建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刻，全川革命运动的领导机构终于成立了！”92年后的今天，站在按照原样复建的小楼外，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对记者说。

　　自此，重庆和四川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应运而生的中共重庆地委

　　说起位于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70号（现19号）的杨闇公旧居，不少重庆市民对名字都很熟悉，但大多不清楚具体位置。

　　7月12日，记者跟着手机导航，从小什字轻轨站旁的阶梯拾级而上，穿过东升楼、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地后，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这幢两层小楼。

　　此时，这里正在举行“红色旗帜 巴渝丰碑——纪念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九十周年图片展”，100余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地展现了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前世今生。

　　“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是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选择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黎余说，中共四大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了重庆等地“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广泛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1926年1月中共重庆支部、中共綦江支部的成立和重庆团代党工作深入开展打下的组织基础，一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所作的干部准备，使中共重庆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即使如此，创建活动仍是秘密进行的，活动地址选在杨闇公住所，因为在此议事比较方便，且这幢楼的阁楼与周围其他居民楼顶相连，便于遇到突发情况时躲避。”原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康进说，这幢小楼不仅见证了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也是当时中共在四川领导机关的“心脏”。

　　三次请求在川建立党组织

　　整个“红色旗帜 巴渝丰碑”展览的核心内容，展现的是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当时选举出的中共重庆地委成员的照片。仔细端详，不难发现这些成员的眉目之间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期待。

　　时光回到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初。杨闇公和他的战友们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

　　在先后两次向团中央请求无果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商讨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杨闇公又绕道上海，第三次向中共中央说明在四川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和准备情况。

　　这一次，如重庆共产党人所愿，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即成立中共重庆地委。

　　获得批准后，杨闇公、童庸生等人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共重庆地委的创建之中。

　　2月底，随着中共重庆地委的正式成立，首届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机构就此产生。杨闇公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杨闇公、冉钧、吴玉章当选为执行委员，程秉渊、李嘉仲为候补委员。

　　领导全川革命运动

　　“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无疑让重庆和四川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站在杨闇公旧居的二楼，黎余指着墙上的一幅幅老照片对记者说。

　　史料显示，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时，重庆一地有党员19人，由团员转为党员22人，整个四川地区党员总数也只有70人左右。

　　那么，92年前，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而不是成都呢？

　　对此，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认为，原因有三：第一，重庆在四川开埠最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里建起最初的工厂，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为党的创建打下最初的阶级基础；第二，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后，发展党员，积累了斗争经验；第三，成都虽一度是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1924年后因政局变化，党团活动遭到破坏，杨闇公等革命中坚人物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加上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牺牲在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党、团组织骤然失去了优秀的领导人，作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同时，经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对重庆团地委的整顿，重庆成为了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不仅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建立了巴县国民师范、巴县铜罐驿、巴县高店子、江北县等党组织，成都、内江、自流井、万县、涪陵、南川、泸县、彭县、邻水、川北（南充）、江津、开县、忠县、荣昌、合江、营山、岳池、长寿等地党组织也都纷纷建立。此外，中共重庆地委还在部分川军中建立党组织。

　　在中共重庆地委的努力下，全川党员总数实现了大幅增长，到1927年3月，全川党员数量发展到400多人。

　　与此同时，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童庸生经团中央指定担任团地委书记。至此，四川地区建立起以中共重庆地委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

　　“中共重庆地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建立，不仅使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还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便迅速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黎余说。

　　重庆最早的基层党支部诞生在渝中和綦江

　　本报记者 任雪萍

　　在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前，重庆已成立了两个基层党支部——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它们的诞生，为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重庆城区最早的党组织

　　“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在渝中区大溪沟人和街社区的一面文化墙上，这几个红色的大字格外醒目。要探究这几个字的来历，得从与文化墙相距几百米的中法学校旧址说起。

　　如今修缮一新的学校旧址，灰瓦黄墙，窗明几净。站在这幢二层中西式砖木结构的小楼前，那些颇具年代感的条石和挂在墙上的老照片，似乎都在默默述说这里曾经历过的风雨与荣光。

　　1925年，根据中央明确要在重庆等地筹建党组织的指示，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吴玉章赶赴重庆，与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等人商议，创办一所培养中共后备队伍的学校。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将校址选在当时比较偏僻的大溪沟，并在这里租下几幢私人别墅作校舍，现在这幢楼就是其中的教学楼，也是当时党、团员秘密开会的地方。”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向上说。

　　1925年9月，中法学校正式成立。“当时重庆没有党组织，都由各地团组织代替领导活动。中法学校在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培养革命骨干，积极筹建党组织。”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称。

　　1926年1月，杨闇公、童庸生等共产党人在中法学校秘密开会，成立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这是重庆城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其成员许多都来自中法学校。

　　中共綦江支部诞生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了！”

　　1926年1月24日晚，夜色茫茫，寒风料峭，7名共产党员秘密聚集在綦江县古南镇万寿亭县立第一女子小学一教师宿舍里。当时年仅27岁，戴着眼镜、略显文弱的邹进贤兴奋地宣布了这一重要决定。

　　“还没有资料考证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哪个成立在前，所以，党史上通常将它们并称为重庆最早成立的基层党支部。”简奕称。

　　在远离重庆城区的众多区县中，为什么重庆最早的党支部会“花”落綦江？

　　简奕认为，有两大因素：首先，綦江扼川黔交通要冲，重要的地理位置让綦江成为川黔军阀常年混战的战场，当地百姓所受的贫穷、战乱之苦在川渝其他地区少见，所以，他们渴望脱离苦海、改变现实的愿望很迫切；其次，一批学习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急于改变现状的綦江先进知识分子，将革命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带回当地，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传播开来，使綦江成为重庆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地之一。

　　1919年，以“团结青年，增进友谊，砥砺学行，促进地方文化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成立的进步群众性青年组织——綦江青年砥砺会，就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主力军。

　　该组织通过建图书馆、办《綦江评论》、成立青年补习学校，吸引了邹进贤、霍绍文、霍步青、霍锟镛等进步青年加入其中，他们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发动人民、唤醒民众、积聚力量……随着革命活动开展，1926年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应运而生。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后领导了“东溪米案”“反剿赤斗争”等多起有影响力的革命斗争，活动范围扩展到南川、江津、巴县等地。

　　重庆党史上第一份民主生活会记录写了什么？

　　本报记者 匡丽娜

　　“这份92年前的批评会记录，是我党历史上一份保存完整的，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同志误会与分歧的早期历史文献，它给当前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留下了宝贵的启示。”7月6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拿出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对记者说。

　　这份档案是中共重庆党、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为消除杨洵、童庸生误会召开的民主生活会记录。

　　事情还得从1925年底说起。

　　当时，中共重庆地委正在筹建中。“由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迥异，童庸生、杨洵等个性又较强，两人由此产生了不少矛盾。”周勇介绍，1925年12月24日，杨洵写信给党、团中央“告状”，道出与童庸生等人合作上的不愉快。

　　为了消除两人的误会与分歧，加强党的团结统一，1926年4月15日晚上，中共重庆党、团地委召开了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10位同志参加。

　　会上，杨闇公首先让杨洵和童庸生先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两人就中法学校安排课程、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发动学潮等10个问题进行交流。

　　之后，杨闇公请其他同志对两人提出了诚恳批评。然后，杨闇公要求杨洵和童庸生进行了坦诚的相互批评。

　　最后，杨闇公以严肃的态度强调：“看哪个才是真正的布尔雪维克化，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拥护团体的统一的，不应因一点误会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

　　“这份92年前的档案，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详细的、最原汁原味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记录，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穿透历史、直抵心灵的能量。重读这份记录，对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大有裨益。”周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