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当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资源大省和科教大省，一系列国家战略、重大政策、开放创新平台在四川交汇叠加。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把握国家层面“五个新机遇”的同时，还要坚定不移抓住用好四川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推动实现更大发展。我们邀请七位专家、学者，对七个有利条件进行解读。

　　七个有利条件

　　1

　　抓住用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的有利条件

　　2

　　抓住用好中央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条件

　　3

　　抓住用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有利条件

　　4

　　抓住用好中央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有利条件

　　5

　　抓住用好中央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培育全国重要增长极的有利条件

　　6

　　抓住用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和全面创新改革的有利条件

　　7

　　抓住用好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央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帮扶力度不断加大的有利条件

　　走进国际大循环

　　突破战略上的“盆地”

　　·李后强

　　古代四川被称为“四塞之国”。横断山、路难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的发展速度与开放的程度成正比，越开放越发达。进入新时代，省委作出了“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决定，要求抓住用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的有利条件，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这就是要以大开放促大发展，变“后方”为“前方”，变“盆地”为“高地”。

　　融入“一带一路”，走进国际大循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只有开放才有生命力，大开放促大发展。四川与沿海地区的最大差距在于思想解放程度上的差距。有的人有“思想翻不过二郎山”的“盆地意识”，有推崇慢节奏的“休闲意识”，有小富即安的“安逸意识”等，这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符，必须突破横断山脉，跨越喜马拉雅，张开双臂，从海上和陆地迎接八方来客。这样的维度决定了四川发展必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首先要突破地理上的“盆地”，再是要突破思想上的“盆地”，最后还要突破战略上的“盆地”。

　　融入长江经济带，共建中国第四极。成渝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区地位同等重要，分别是长江经济带的凤头豹尾。省委遵循中央要求，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正携手重庆把成渝经济区建成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如果说长江经济带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话，那么四川就是这部剧的序篇和首集。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接力跑”，四川有了开放的基础和发展的潜力，已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在川落户世界500强企业347家，双流机场开通国际（地区）航线114条……

　　抓住有利条件，推进开放高地建设。总体看，目前四川的开放层次不高、开放范围不广、开放程度不深，必须深化“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方能后发先至。四川是南北丝绸之路的节点、长江流域的源点、胡焕庸曲线与北纬30°线的交点，地处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腹心地，是“一带一路”的产品供应地，向东是大海，向西是高地，区位独特，优势突出。四川既要做“唐僧”，也要做“鉴真”，向西和向东开放并行，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整合资源，突破盆地，拥抱世界。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各种有利条件，吸引更多投资者“西进”，打破“海拔越高，经济水平越低”的魔咒，把四川盆地建成“开放的高地”“开放的高原”“开放的高峰”。（作者系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提升战略地位

　　增强发展后劲

　　·鲁荣东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拓展发展空间、形成战略回旋余地的重要保障，将为四川发展带来重要机遇——

　　提升四川战略地位。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更加强调“扩内需”，突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发展巨大战略回旋余地的作用，有助于四川承接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更加强调“促开放”，突出西部地区由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的格局，有助于四川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发展空间。

　　夯实四川发展基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更加强调“补短板”，突出西部地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问题，有助于四川加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民生，坚实发展基础。

　　加强四川可持续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更加强调“护生态”，突出西部地区在维护全国生态安全中的地位，有助于四川构建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条件，需要四川紧扣其新内涵，结合实际乘势而上，推动发展行稳致远。

　　要提升创新能力，承接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发挥四川在承接国家重大产业布局上的科教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家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要加快高铁建设引领带动，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四川加快进入“高铁时代”，继续实施向高铁建设投资的倾斜政策，不断提升铁路建设基金管理水平，充分利用资金市场加大向社会筹集资金，形成多渠道投资高铁的机制。

　　要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带动发展与保护和谐统一，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一般性转移支付标准，开展碳排放交易、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试点，建立完善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制度框架。

　　要建链强链补链延链，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通过完善产业链来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围绕“５＋１”产业体系，运用好产业投资基金和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加快投入完善产业链的项目，形成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

　　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集聚全球要素资源。推动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加快人口城镇化，激发“人力资本”与“人才资本”双重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群竞争力。（作者系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把握好时间差力度差

　　夯实逆周期调节压舱石

　　·吴垠

　　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的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相对全国的宏观经济下行，四川2018年的经济表现为“逆势上扬”，预计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因此，要把握好中央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杠杆效应，为保证“六稳”和提振市场信心找到突破口。

　　应对经济下行和外部压力，中央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并增加地方专项债券规模；货币政策则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这种强度效应，为四川补短板、降成本、扩投资、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充分的政策腾挪空间，这恰是我们把握好从中央到四川的逆周期调控的时间差、力度差，重点是积极预判中央政策执行的强度范围，按照“产业优先”“六稳布局”“提质增效”的思路布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会。

　　按普惠共赢方式推动国有、集体、股份制及外商投资等企业的发展。2018年1-11月，四川的这四类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9.5%、9.1%、4.2%。虽然略高于全国水平，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减税降费去杠杆，要着力布局国企、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要加大企业融资力度，激发内生动力。把中央对四川的转移支付、各类补贴、新增地方债切实用于各类企业实体运营过程，按普惠共赢方式拓展企业生产发展空间。

　　紧紧扭住产业体系振兴的龙头不放松。夯实制造业这块逆周期调控的压舱石，“5+1”现代产业体系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我省经济体系的产业基础。地方债增量部分将主要配置在第二产业的中、高端制造业方面，为产业体系逆周期而上创造新旧动能转换的催化剂。

　　从扩大有效需求转向扩大有效供给。依靠短期扩展有效需求来完成逆周期调节受制于新增消费需求热点领域尚不明朗；从四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把中央“加力提效”优惠政策以扩大有效供给的方式加以放大，形成对国资国企、基础设施、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有效供给“合力”和“红利”，开拓四川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动态调节人口、土地、房价、环境的平衡关系。经济下行将引发人口净外流，并引起土地、住房市场的联动效应，城乡环境也会缺乏人气。着力提升人口城镇化就地、就近就业率、创业率等，将为四川赢得逆周期调节的先机。（作者系西南财大教授）

　　千方百计用好政策

　　让蜀道加快变“速道”

　　·赵晓斌

　　2019年，对国内经济而言，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仍是重要任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联系非常密切，其完善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否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稳投资，国办于去年10月发出“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在追求“经济基础设施”结构与效率的同时，还注重了社会、生活、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会促进短板领域投资的稳步增长，还能形成供需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提高社会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四川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短板，人均基础设施资产占有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木桶的容积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的。可以说，正是基础设施这块短板严重制约着四川新时代发展质量的提升。四川省级财力还不够强，各地财力也较薄弱，完全靠自身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困难不小，中央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刚好提供了很好机遇。各级各地都应增强政治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发展动力。

　　对四川来讲，当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用好政策机遇，加快让蜀道变“速道”。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就突破高铁瓶颈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出决策部署，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新要求。具体来讲，主要就是构建四条大通道：一是“四向八廊”的铁路大通道，二是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通道，三是高速公路进出川大通道，四是西部地区出海大通道。这些大通道建成，“蜀道难”将彻底成为历史。

　　要千方百计衔接争取重大项目。在抓好重大项目储备的基础上，力争把我省项目纳入到国家大战略、总盘子中。同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绝不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要千方百计保障项目开工建设和在建项目顺利实施。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在建项目，做好各类保障，避免资金断供、工程烂尾。

　　要千方百计创新优化投资环境。彻底摒弃“一亩三分地”思维，杜绝观望应付、敷衍塞责行为，当好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做好优化投资环境的每一件事。

　　要千方百计动员引导民营企业参与进来。深入贯彻落实已出台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尽快在交通领域推介一批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吸引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积极依法依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作者系省政府督查室副主任）

　　推动升级国家战略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盛毅

　　抓住有利条件，深入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对当前四川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适应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深入实施的需要，能够借助国家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更大力度建设中上游基础设施、推进长江绿色发展等契机，争取国家更多改革开放举措布局和重大项目落地，强化成渝经济区对中高端要素的吸引力。二是顺应了现阶段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大趋势，可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呼应，争取成为国家应对经济下行挑战、推动重点区域产业率先转型升级的支撑和示范。三是符合四川正在实施的“一干多支”战略需要，有利于统筹多个国家战略和中央政策在四川的实施，通过加强与重庆在多个领域的共建共享和一体化发展，支持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四是把握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将从优化区域分工的角度，推动各种要素向能够强化各自优势的城市流动，明显增强中心城市的产出能力和整体竞争力，逐步减轻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不足区域的产出压力。

　　用好有利条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力：落实好与重庆市签署的深化合作５年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力争对促进两地一体化作用大的领域逐个取得突破，争取将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世界级城市群等谋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下一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借鉴先进省市经验，着力打造成都都市圈，提升“一干”的辐射带动能力，不仅要制定成都与德阳、资阳、眉山等城市同城化发展的规划，而且要推进环成都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还要加强成都都市圈与各经济区的协同发展，同时引导环重庆区域融入重庆都市圈。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企业跨区域布局产业链，寻求协作企业，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产业如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旅游开展跨区域发展试点。同时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各类社会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分行业、分区域、分层次建立共建共享关系。

　　要在跨区域联席会议、省领导联系经济区制度、部门对口交流沟通、产业园区共建等基础上，探索构建更有力度的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由国务院统筹协调北京及其周边的开发建设，长三角设立一体化发展办公室等做法都值得借鉴。此外，应探索建立有一定行政授权的管委会、调整行政区划等。（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打通军民优质“资源池”

　　倒逼建立协同创新机制

　　·尹宏祯

　　随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越来越紧密。充分利用好中央赋予的在全面创新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利，立足现有基础，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是四川当前打造发展新引擎、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选择。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可以打通军民两大优质“资源池”，倒逼供给侧建立开放协同创新机制。军转民的前提是大量高端军用技术民用化，是创新驱动模式的重要路径；民转军的前提是先进技术的军工应用，是分担企业创新成本的有效方式。两者都需要投入大、风险高的高端技术市场，军民融合恰恰提供了此类市场，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是该市场的需求侧。我省天府新区、绵阳科技城、成都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等高端创新平台的建设为需求侧转换为供给侧动能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更好发挥军民融合和全面创新改革“平台”的溢出效应，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断建设高端创新平台，尤其是建设能够体现体制机制创新的高端平台；二是培育创新发展引擎，就四川省而言，主要是创新主体“深”“广”的培育，一方面是多元化主体的培育，另一方面是专业化主体的培育；三是加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把组合应用、跨界创新的思维、理念、方法论引入到军民融合和全面创新改革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特别是在应用领域快速突破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区块链分布式安全系统、北斗定位系统等军用技术的国产化领域，加速民营创投资本与军用技术相结合，加速军用关键技术突破与民生工程相结合。（作者系省委党校副教授）

　　破解不平衡难题

　　撬动内需“宝藏”

　　·韩文丽

　　中央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帮扶力度不断加大，不仅是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利条件，更是推动跨越发展的有利条件。

　　这有利于破解四川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严重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均衡发展。这种局面在四川存在了很长时间，跳出扶贫看发展，贫困不但是贫困人口的问题，更事关发展大局。这次全国一盘棋的脱贫攻坚战，将是破除四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顽疾的重大历史契机。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本质还是贫困问题，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无论是中央和地方，都对政策倾斜、资金注入、项目安排等等，做了精心布局。特别是《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以及《“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文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易地搬迁等都做了具体安排。以易地扶贫搬迁为例，原来要搞易地搬迁，没政策无资金，对于地方上来说，做成事情很难。现在易地扶贫搬迁则成为了实现乡镇面貌大改观、村容村貌大变化、基础设施大提升的一次难得机遇。

　　脱贫攻坚有利于撬动内需这个“宝藏”。木桶定律认为，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对一个地方而言，放大消费总量的人群不是富有的人群，而是那些更具有边际效应的低收入人口。四川有9100多万人口，是挖掘内需、撬动发展的“宝藏”。能够真正为消费提供增量的人群，往往是那些需要脱贫、增收的群体。抓住用好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央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帮扶力度不断加大的有利条件，不仅是实现脱贫的有利条件，而且更为四川未来跨越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深刻认识到脱贫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好脱贫攻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支点”作用；其次，贫困人口不仅是被帮扶的对象，更是实现脱贫不可缺少的“参与主体”，因为有利条件只有被更多的人实践，条件才能形成生产力；再次，要进一步把精准脱贫置于全面推进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思考问题，聚焦重点特色产业，将产业发展资金用在“刀刃”上，着力打造优势产业板块。（作者系西南交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