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人生，就是在路上。

高原汽车兵选择的路，常人望而却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蜿蜒于喀喇昆仑之巅，10多座冰川达坂和数十条冰河横亘其间，高寒缺氧，风险重重。

有人说，高原汽车兵很伟大——

任何一个在这条路上跑了10年以上的老兵，行驶总里程都在20万公里以上，能绕地球赤道至少5圈。每一个牺牲在这条路上的汽车兵，都变成了永恒的路标。

而高原汽车兵们却说，自己很平凡——

出发，经停，到达，握着方向盘的那一双双手，总是浸染着洗不掉的油污；装车，上山，卸车，下山，戴着墨镜的那一双双眼，领略着高原的雨雪风霜。

跟随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团车队上阿里，记者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默默无闻的坚持。一身疲惫，一脸尘土，坚韧的他们，犹如昆仑山上的石头。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由无数平凡人的平凡故事编织而成的。任何平凡人的生活，都与这波澜壮阔的时代相连。

平凡之路上，亦有繁花万千。每个高原汽车兵都是一本书，“封面平凡，内容精彩”。

坚 持

“手中的方向盘，就是抗高原反应最好的药”

到达麻扎达坂顶上，胸闷头痛袭来，迷彩帽仿佛变小了，紧紧箍在脑袋上。

“坚持一下，下了达坂就好了。”此时，上士王义永的笑脸晃动在视线之中。

在汽车团，王义永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麻扎倒”——

2011年，王义永第一次跟车上山。刚开始，他嗜睡、头疼，后来恶心、呕吐，最后看不见、听不到。车行至麻扎达坂，王义永直接“晕菜”了。

此后，每次上山一到麻扎达坂，王义永就会被严重的高原反应“放倒”。提前吃药、拼命聊天……啥招都用上了，也不顶用。

上一次山，经历一次死去活来。直到2017年，“麻扎倒”才不倒了。

“战友鼓励加自己坚持，慢慢扛过去，也就适应了。”他神情自若地握着方向盘，灌下一口“红牛”。

坚持，是高原汽车兵最常用的一个词，也是他们的生活态度。

在这条路上，王义永从新兵变成了上士，从儿子变成了丈夫，更理解了坚持对人生的意义。

停车休整，记者看到，王义永低着头四处搜寻石头。一问才知道，这些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昆仑石，是他带给妻子的礼物。

4年前，王义永结婚成家。心灵手巧的妻子喜欢花艺和盆景，一花一叶，一石一木，将家里布置得生机盎然。于是，王义永每到一站，就忙着捡石头，带回去给妻子。

“没有人不高反，只是手中的方向盘，就是抗高原反应最好的药。”王义永说。

狮泉河兵站曾是中士驾驶员李航的伤心之地——2015年他第一次上山，抵达狮泉河时竟然休克了。战友们把他送到医疗站紧急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李航有很多理由不再上山，但每年上山的车队里，仍有他的身影。

坚持和坚守，成就了这条天路上汽车兵的传奇故事。在王义永和李航心中，叶城营区锅炉房老兵王帅才是“偶像级人物”。

在叶城营区，不论是兵还是干部，见到这个45岁中年男人，都会尊敬地喊一声“王班长”。

王班长和团长彭立勇是同年兵。退役前，王帅在新藏公路上跑了十几年，一直是全团的收尾车驾驶员。汽车兵都知道，只有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都过硬的兵，才有资格开收尾车。

提起王帅的车技，大家都会说他在麻扎达坂成功处置的那次生死险情——

那天，下山的路上覆满冰雪，被过往的车队碾得像镜子一样滑。一台运输车有点失控，滑到了悬崖边上……危急关头，王帅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10年前，王帅参加上级组织的汽车兵比武，训练时发生意外，腰部受伤。手术后，他腰上打了钢板和铁钉，再也不能长时间开车了。

后来，王帅因病退役，复员后回到媳妇老家四川宜宾。

王帅的徒弟王寿红没想到，第二年4月，车队进驻叶城营区时，师傅又回来了，还是穿着那身迷彩，只是卸掉了军衔。

在锅炉房旁边的小屋，老兵王帅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以前营区没有澡堂，汽车兵们下山回来，想洗个热水澡很难，还要跑好远的路。

老王来后，每天早早烧上热水，汽车兵们下山一回来，就能舒舒服服洗上热水澡。

老王当年开的那辆车牌尾号为“153”的运输车，如今还静静地停在车库里。路过时，老王时常会去看看这位“老伙计”。

又一批新兵来了。望着炉中的火苗，老王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个小伙子——

本想当上3年汽车兵，就复员回县城，安排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谁知在昆仑山上一跑，就是这么多年。

本想在这条路上一直跑下去，无奈受伤退了役。

本可以和妻儿在巴蜀山水间相守，却每年4月到11月都守在南疆这座营院里。

苦 乐

“先擦干净车的‘脸’，再洗自己的脸”

夜幕中，多玛兵站，热腾腾的火锅，笑盈盈的脸。

一场汽车兵的生日宴会开始了，主角是上士刘华滨和中士方向阳。

“愿我们的战友情，比昆仑山的达坂还要高，比新藏线219国道还要长！”心中真情涌动，刘华滨脱口而出的话，像诗一样韵味深长。

此情此景，置身其中，记者问了一个在心里徘徊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上山苦不苦？”

“没上山时，听老兵们讲这里非常苦。但当时想象不出来，到底有多苦。”上士刘斐说，“现在，这苦已经吃习惯了，也不觉得苦。”

上山的苦，上山的难，上山的险，不亲身经历，难有真切体味。

进城之前，团里会组织官兵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老百姓们不会知道，这群汽车兵一路上吃了多少苦。

刘斐忘不了18岁时第一次跟师傅上山的经历。十月的红柳滩，寒风刺骨。“到了兵站，一停好车，师傅就让我去河里打水擦车。”

从跟车第一天起，师傅教给他一条汽车兵的规矩：“先擦干净车的‘脸’，再洗自己的脸！”

“山上的水，怎么这么凉！”刘斐将手浸入水中那一刻，感觉“一下子凉到灵魂里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用这冻到骨头里的冰水擦完车时，刘斐的手已经感觉不到凉，反而滚烫滚烫。

双手再次伸进这凉透骨子的冰水中，刘斐突然意识到，师傅以前擦车，也是如此！在这条路上跑过的每一个汽车兵，都和红柳滩的冰水握过手。

有一次，三十里营房兵站八月飞雪。刘斐躺在车上冻得不敢翻身——一换方向，好不容易暖热的床铺又变得冰凉。

起床后，照旧要擦车。水和抹布是用不了的。刘斐拿出一张旧塑料卡片，一点点将前车窗上的冰霜刮掉。

第四年，刘斐终于出师，自己也接车了。翻达坂、过冰河，在这条云端之路行走12年，刘斐上山超过50次，最多时一年跑过11次阿里狮泉河。

如今，他也当上了师傅，带出5个徒弟。他最有成就感的是，他的大徒弟已经提干，当上了连长。最小的徒弟，也马上出师了。

今年5月，全陆军汽车兵大比武，团长彭立勇带队参加。能代表团队去参加比武，刘斐特别兴奋。“太幸运了，全连9个班长，就我被抽上了！”赛前集训时，他体验了27米长的重装运输车驾驶。“比我的车大多了，酷多了，开起来是真累，也真带劲！”

参赛官兵拿了名次回来，是凌晨一点多。汽车团所有官兵和家属院的老老少少，在部队门口的路上，夹道欢迎他们。刘斐说，这是有生以来自己最骄傲的时刻！

浪 漫

“有一种浪漫是可以复制的”

这辈子，汽车兵何其宝只送过一次花，送给的是他母亲。

这辈子，何其宝的母亲，也只收到过这一次花——这是千里之外儿子给自己的一份惊喜。

那一次，母亲生病住院，何其宝正在山上执行运输任务。心急如焚，他又无可奈何。除了晚上到兵站打个电话问候，何其宝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为母亲做点什么。

9岁那年，何其宝跟着父母离开甘肃临洮农村，进城谋生活。父母在一家饭店打工，供他和妹妹上学。母亲，是他生命中最亲、最重要的人。

左思右想，何其宝看到自己徒弟给妈妈送花，决定“复制”一下。

那一天，何其宝母亲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突然，一大束鲜花被捧到了她的面前。紧接着，何其宝的电话来了：“妈，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手捧带露的鲜花，这个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的农家妇女，笑了，又哭了。

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有一种浪漫是可以复制的”。

部队门口有家花店，生意一直很好。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谁起的头，汽车兵中间流行起送花——一束百合，几枝玫瑰，一捧康乃馨，走进汽车团的家属院，许多官兵家里四季鲜花不断。

“上山一走就是半年多。打电话让花店送个花，让家里知道，我们在路上，心里也想着他们。”汽车兵的浪漫，其实很单纯。

一次，王义永休假回山东。为了赶在妻子生日那天到家，给她个惊喜，他在火车硬座上整整颠了48个小时。刚刚下班走出公司门口，妻子突然发现，身后冒出一个手捧鲜花的笑脸。

“生日快乐，你想要什么礼物？”“你能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最好的礼物。所有东西和你相比，都不算什么。”妻子喜极而泣。

浪漫可以复制，也可以传递。四级军士长李军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收到鲜花的场景。

那年八一建军节，几位老战友从天南海北赶来聚会。正在休假的李军，请他们到饭店吃饭。席间，李军的妻子拉着孩子悄悄出了饭店。再返回时，妻子手上多了一束鲜花。“今天是建军节，我代表所有家属和孩子，祝你们这些保家卫国的军人节日快乐！”

说着，妻子把鲜花递到了李军手上。说不上是惊喜和感动哪个更多一些，老兵们一起鼓起了掌。

梦 想

“走惯了这条路，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车过黑卡达坂，跟车的中校王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望着车窗外出神。远处的雪山如倒影般从他的眼中掠过，印在心里。

这次上山，王锐有些尴尬。战士们依旧叫他“教导员”，但他郑重地向记者强调：“是原教导员。”

这是王锐最后一次上山。不久前他已达到营级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龄，在教导员任上被免职了。王锐找到团领导，请求再跟车跑一趟阿里。可是，妻子不同意王锐再上山冒险，一气之下，把他的微信都拉黑了。

颠簸的达坂路上，运输车里的对讲机传出战士的歌声。此时，王锐缓缓道出了他小时候的理想——图书管理员。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似乎我们一边成长，一边离梦想越来越远。

小时候，王锐一边跟着父母在小吃摊上卖水煮花生，一边憧憬着长大当个图书管理员，“坐在满是书的房子里，安安静静地读着自己喜欢的书”。

高考，一向成绩优秀的他发挥失常，选择从军。20岁当兵，学车，考军校；25岁回汽车部队当排长，任指导员，交流到机关当股长；35岁又回到一线汽车营任教导员，王锐一路紧锣密鼓，紧赶慢赶，还是到龄了。

不舍得走，他却不得不离开。

一眨眼，王锐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年。车队到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会从行囊里抽出一本书来。和往常一样，书中很多句子，他用红笔划了出来。

对于汽车兵来说，道路就是生活。路上有惊险，有艰辛，有平静，有波折，有愉悦，有苦楚。

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王锐不知道，自己十几年“在路上”的生活戛然而止后，该去追寻哪种生活。“坐在驾驶室里，无论是仰面朝天还是俯首向地，目光都是短浅的，只有向前，平视，才可能有更长远更辽阔的眼界。”王锐相信，“走惯了这条路， 人生前方的坎应该都能迈得过去。”

刚刚驶抵狮泉河兵站停车场，驾驶员王雄飞就接到师傅从西安打来的电话：“我打算带上几十辆车，明年跑一次新藏线。我还开头车，带着车队上昆仑山！”

王雄飞的师傅，曾是团里的红旗车驾驶员，退役回西安后经营起一个规模不小的商用车队。开着豪华越野车，行驶在繁华街道，他却总觉得都市的路都太平坦了，平坦得没有一丝波澜。让他魂牵梦绕的，永远是喀喇昆仑之巅那条高原“天路”。

“跑一趟，少一趟。”只要一想到再也上不了山，34岁的何其宝也会怅然若失。

刚刚脱下军装的他，对退役后的生活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一回家，就先开车带爹妈和媳妇孩子去趟北京，到天安门看一回升国旗。”

下 山

“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上山、到达、下山，是汽车兵在路上的“三部曲”。

在这条路上，汽车兵们是扎着武装带、穿着迷彩服开车的。最长的一次，刘斐两套迷彩服穿了17天没洗。

能平安下山，是最美好的事情。“我的老婆孩子，还在等我。”刘斐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对浅浅的酒窝。

休假回家，脱下迷彩的刘斐变回一个普通乘客。“没个地方驾照，确实不方便！回家了只有坐车的份儿。”

“颜色太亮了！” 那次回家，刘斐套上媳妇新给他买的一件粉色带领T恤衫，黑黑的脸上露出一个尴尬的笑。

尽管觉得有点别扭，刘斐还是穿着它，打车带上媳妇去乌鲁木齐最大的影院看了场电影。

下山的刘斐，是一个热心忙碌在洗碗池边的丈夫，一个趴在地板上和儿子玩挖掘机玩具的父亲，一个能在自助餐厅一下吃完5盘羊肉的小伙子。

刘斐家的客厅里，有一面照片墙。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三张特殊的照片——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姿势，红山公园那两只活孔雀前，他把手搭在妻子肩上，儿子坐在妻子膝上。不同的是，儿子从1岁长到了3岁。

树刚发芽就出征，树叶落完才返回，刘斐几乎没有见过媳妇穿裙子的样子。“是我把她耽误了！”妻子本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刘斐，她丢下山东的教师工作，来到遥远的乌鲁木齐，怀着二胎，还要独自照顾没上幼儿园的儿子。

“不是我有多大魅力，是我穿的这身迷彩有魅力呢！”刘斐有个心愿，到两个孩子都上了小学，还能穿着这身军装。“那时，他们也懂事了，希望孩子们能记住爸爸穿军装的样子。”

9月的一天，鞭炮声声中，汽车团的运输车队从叶城营区再次出发，执行今年最后一次高原运输任务。

偌大的停车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温暖的阳光洒在停车场旁边枣林上。几年前汽车兵们种下的枣树，今年终于结出累累果实。

送完战友，中校王锐默默脱下军装，换上一身半新不旧的便装。

几天前，在黑卡达坂上指挥车队时王锐那潇洒的身影，如雕塑一般，印刻在记者脑海里。

此刻，走出营门，王锐汇入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他的身影如此平凡。

上图：汽车团官兵利用任务间隙，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活动。郑强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