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网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傅莹4日表示，2016年我国国防预算增长幅度在7%－8%之间，增长幅度比前几年略低。

新华网报道，这是近5年来，我国国防费增幅首次降为个位数。2011年至2015年，国防费预算增幅分别为12.7%、11.2%、10.7%、12.2%、10.1%。

今年国防费增幅为何略有下降？新增国防费将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国防费如何管理使用？是否存在所谓“隐性军费”……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少将，全国政协委员尹卓海军少将，军事专家罗援少将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就这些广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国防费增幅处于合理空间

“7%到8%的国防费增幅，与我国国防建设的需求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陈舟说，“在过去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后，今年回落到一位数增长，是稳健的、适度的。”

我国政府依照国防法，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方针，适应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费的规模，依法管理和使用国防费。陈舟说：“在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充分考虑国家核心安全需求，关注国防需求和国防费的投向投量，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

“我国GDP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如果较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即便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经济实力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罗援说，“但中国始终坚持合理、足够的原则。”

“所谓合理，就是国防投入不能盲目追求上指标、上规模；所谓足够，就是国防投入必须能够满足国防建设的基本需求。”罗援认为，这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一致的。

国防费支出属于“刚性需求”

“国防费支出属于一个国家的‘刚性需求’。”陈舟认为，我国保持国防费持续适度增长，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安全威胁多元复杂，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亚太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升温，地区局势充满变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以及公民、法人等海外利益安全风险上升。

二是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新要求。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武器装备建设、新兴作战力量建设、实战化军事训练和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等，成为部队建设投入的重点。

三是适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要求。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涉及军队规模结构、部队编成、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军民融合发展、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和力量结构等方面，这些都需要增加投入以提供物质支持。

四是适应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新要求。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军队不断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反恐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力度。从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到向西非派出医疗队抗击埃博拉，从对马航失联客机展开立体大搜救到撤离被困也门的中外人员，从连续派出20余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到40余次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任务……中国军队承担越来越多国际责任。

为改革强军提供物质支撑

当前，我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深入推进。军事专家认为，适度增加国防费可以为改革强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

陈舟和罗援认为，国防费对于实施改革强军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优化武器装备规模结构。军事科技转型升级，老旧装备升级换代，发展新型武器装备，都需要国防投入。

二是有助于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这轮改革涉及干部调整分流和编余安置，有大批干部要退出现役，配套保障政策措施必须跟得上。

三是有助于完善军事人力资源制度和后勤制度改革。

四是有助于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调整优化军队院校规模结构，构建院校教育、部队训练、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构建实战化训练环境，开展跨区训练、对抗训练和远海训练等，都需要增加人才培养和专业训练成本。

我国国防投入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大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投入保持了合理适度的规模。”陈舟说，尽管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陈舟指出，我国国防费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和军人人均数额，都是比较低的。近10年，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33%，大大低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年度国防费为8868.98亿元，相当于美国的24%；国民人均国防费为648.40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18、英国的1／9、日本的1／4；军人人均国防费数额为38.56万元，是美国的14.34%，日本的35.78%，英国的22.13%。

所谓“隐性军费”纯属无稽之谈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经常炒作我国存在所谓的“隐性军费”。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我国的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加，这是有目共睹的。”陈舟、罗援认为，我国国防费是客观、透明的，根本不存在“隐性军费”。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交财政预算报告，并对外公布年度国防费预算总额。从1981年和1992年起，《中国经济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开始公布国防费相关数据。

1995年，我国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对外公布国防费总额、各部分构成及主要用途。自1998年始，每两年发表一次的国防白皮书，对国防费保障范围、增加费用的主要用途、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审计制度、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等情况进行介绍，其中对于军费开支说明的翔实程度，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

自2007年起，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基本数据，并从当年起恢复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进出口情况。
管好用好每一个“铜板”

“尽管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我国的国防费规模仍然有限。”罗援说，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着眼提高保障质量效益，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用钱精打细算，管好用好每一个“铜板”，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到战斗力的刀刃上。

“我国对国防费实行严格的财政拨款制度。”陈舟说，每年的军费预算都纳入国家预算草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和军队审计机构，对国防费预算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政府加强国防费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改革创新财经管理制度，推进资产管理改革，加强预算执行监督管理，提高国防费开支的透明度和规范性，确保国防费的正确有效使用。

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不会改变

每年两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常常借国防费话题炒作“中国威胁论”。

“这些论调居心叵测。”尹卓说，近代以来饱受压迫与侵略的中国今天富裕并强大起来了，深知和平可贵，决不会用侵略或威胁的方式对待他国。“利用军事力量争霸不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利益。”

罗援说，任何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

“一个国家是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军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陈舟认为，中国的国家性质、根本利益、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历史上西方列强“国强必霸”的老路，而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