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3月27日文章，原题为：“‘女包公’黄晓薇使‘杀招’：1556官员主动交代问题”。全文如下：

2014年9月，素有“女包公”之称的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空降”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彼时，她面临的是7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山西陷入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局面。

如何扭转塌方式腐败的局面?“女包公”怎么出招?各界对此高度关注。

今年1月，在《山西如何扭转“触目惊心”的“塌方式腐败”局面》一文中，分析了山西反腐阻击战的一系列“杀招”，王儒林和他的新山西省委领导班子，通过大面积“拍蝇”，打开局面;黄晓薇所在的山西纪检、组工系统“清理门户”等等。

中纪委官网3月24日发表的《山西：相信组织依靠组织1556人主动交代问题》一文，披露了黄晓薇的另一“杀招”——“谈话函询”，“(山西)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加大了谈话力度。通过谈话，截至2016年2月29日，全省已有1556人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函询”，有让1556名官员主动交代问题的威慑力?

特殊的“谈话函询”

用山西基层纪检干部的话说，这种“谈话函询”不同于约谈、日常谈话、任前谈话、廉政谈话等一般意义上的谈话，而是线索处置五类方式之一，“是收到群众反映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后，给予党员干部向组织说明情况的一次机会”。

长治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方磊今年3月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他所承担的“谈话函询”任务：

“反映郭副县长的问题线索，内容笼统，多为主观臆测，需要予以澄清，按照问题线索处置相关要求，建议市领导择时与其谈话”。主任将领导签批过的《问题线索处置呈批表》交给了我，“咱们室务会集体研究的处置意见，领导签批同意了，你赶紧作好谈话前的准备。”

“又一个谈话件啊，有你受的!”办公室的同事一边打趣我，一边走出了房门。

说实话，真羡慕他们这些“查办大案要案”的，工作虽然累，但很有成就感啊。

感慨完了，工作还是得抓紧完成。我立马撰写《谈话方案》及《谈话提纲》，就谈话时间、参加人员等事项向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请示。并与县纪委进行沟通了解，掌握被谈话人的基本情况和反映问题的相关背景资料。

可见，这种“谈话函询”针对的是较为笼统的问题线索，而且还有严格的操作流程。

据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的发自今年1月的一篇报道显示，对于反映干部十八大后的问题线索，山西纪委采用的做法是“谈核”，该谈就谈，该核就核。也就是说，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后，如果线索具体、详实，则核查，查实即立案;线索如果笼统、模糊，要谈话，“给予党员干部向组织说明情况的一次机会”。 

点穴刺痛、旁敲侧击、刨根问底

中纪委官网3月24日发表的《山西：相信组织依靠组织1556人主动交代问题》一文披露，“谈话函询”有以下四个关键环节。

首先，开门见山，亮明政策。每次谈话时，谈话人都要明确指出，所进行的谈话是根据群众举报反映进行提醒、打招呼，被谈话人必须相信组织，诚心诚意与组织交心，实事求是讲清情况，如有隐瞒，要视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一经发现从重从严处理。

接下来，如果证据比较具体，那么点穴刺痛，“如果被谈话人还在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要给予其当头棒喝，直戳痛处，形成强大攻势和压力，促使其彻底讲清问题”。

如果问题线索比较模糊，则旁敲侧击，“从被谈话人任职经历入手，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感化，通过分析过去政治生态恶化情况下的一些潜规则、不良社会现象进行引导，促使被谈话人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

被谈话人开口说情况后，“乘势而为，刨根问底”，“要求其对有关问题逐一做出详细说明，当场记不清、说不清的问题，在谈话后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讲不清的不让过关。特别是对于谈话中发现的新的问题线索，注意捕捉稍纵即逝的时机，揪住不放，直到彻底讲清楚为止”。 

党政一把手担任主谈人

这种“谈话函询”经常是纪委、党委“联动”，由党政一把手担任主谈人。

长治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方磊在手记中写到，他所负责的那个郭副县长的谈话，就是由市委卢副书记担任主谈人。查询发现，长治市委副书记为卢建明，《长治日报》3月22日发布的任前公示显示，卢建明被提名为该市市长人选。

据方磊描述，对郭副县长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主谈人，市委卢副书记说：“郭副县长，现在就群众反映你的有关问题与你进行谈话，你要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并且书面作出承诺和情况说明。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回避问题，一经查实，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在郭副县长向组织说明情况后，作为陪同谈话的市纪委谢副书记说：“你的思想不要仅仅局限在群众反映的这几个问题，你要仔细查找自己存在的各种不足，尤其是在党十八大后，是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都要如实向组织说明。”

郭副县长主动向组织说明了被反映以外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于自己在纪律方面约束不够，有随波逐流的现象，碍于情面请吃吃请、暖房开锁、婚丧嫁娶等陋习应酬也有参加，也存在超标准接待和搭车办事的问题。”“我虚心授受群众的批评，感谢组织的宽容和信任，以后要对照党章严格要求自己。”

主动交代问题的都要写保证书

在谈话中不仅主动交代了线索所反映的问题，还主动说明了被反映以外的问题，尽管如此彻底，但并不意味着谈话完结。

据方磊描述，谈话结束后，郭副县长在谈话笔录上还写下了承诺：“我承诺，关于反映我的问题，这次谈话我已经向组织讲清楚了。除此之外，我没有需要向组织说明的其他违纪违法问题。我的陈述句句属实，如有隐瞒、愿以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接受组织的加重处理。”

3个月后，方磊还和同事到郭副县长所在的县进行回访。“我很感谢你们今天能过来找我谈心。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同时也在不断学习，努力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水平，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带头人。”郭副县长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收据，上面是写着郭副县长向市纪委廉政专户“主动上缴违规收受礼金1.3万元”。

山西省纪委负责人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曾表示：“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都要写保证书，承诺对组织没有隐瞒。如果今后发现瞒而不报的，会老账新账一起算。” 

谈话效果：“用行动痛改前非、将功赎罪”

这种“谈话函询”的效果如何呢?

太原市纪委孔崇明、李合顺等纪检干部在一篇手记中这样描述干部谈话前后的态度变化：

接到谈话通知的忧心忡忡，正如有的同志说的那样：“市里象我这种情况的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找我谈话”;

进入谈话室前的忐忑不安，正如有的同志说的那样：“不知主要领导是不是信任我了”;

从谈话室出来的如释重负，正如有的同志在情况说明上写的那样：“我深切感受到这是市委对自己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及时指出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啻是猛击一掌和当头棒喝，使自己从麻木中惊醒，又如悬崖边止步”;

回访时在谈话心得体会上写的那样：“通过这次谈话，使我打消了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错误思想，下一步我要好好规划，轻装上阵”。

中国纪检监察报则报道称：“多名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告诉记者，感谢组织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犯了错就要认错认罚，不论将来组织给什么样的处分都无怨无悔。只要在岗一天，就全力奉献一天，用行动痛改前非、将功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