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公众号5月29日文章，原题为：“贪官为何喜欢在这5大场所收钱？”。全文如下：

发现，除了饭桌，办公室、家中，甚至在赌桌上、小车上，都是贪腐官员直接收钱的常见场所。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文章《“饭局”风险须防范》。文章讲到，“饭局”对于国人来说，是重要的社交方式，但有些人却在“饭局”中栽了跟头。

文章指出，梳理落马官员的贪腐路径，不少与“饭局”有关。有的官员是商人老板“饭局”的常客，奉行“饭桌学问”并乐此不疲；有的以沟通感情为由，频繁出入高档酒楼，享受高档菜肴和服务；有的主动张罗到处联络，“吃吃喝喝习以为常、拉拉扯扯屡屡贪腐”……这些“饭局”重点不在“饭”，而在“局”。

“政事儿”注意到，饭局是贪腐官员收受贿赂的重要场所。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去年5月山西“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上，曾讲道：山西某厅长敛财已到疯狂的地步，大小通吃，甚至在公开的饭桌上，5万、10万、数十万地集体收受委托人的钱财，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让人叹为观止。办案人员追缴赃款时，在该厅长家内随处可见成箱成袋的现金，上面落满灰尘，有的发霉变质。

“政事儿”梳理发现，除了饭桌，在办公室、自己家中，甚至在赌桌上、小车上，都是贪腐官员直接收钱的常见场所。

饭桌上

在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中，讲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感情到位’的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的陷阱。”

“政事儿”注意到，贪腐官员赴宴，在餐桌上杯酒下肚，人容易放松心理防线，从而在半推半就中收受贿赂，是众多贪腐官员的特征。

除了前述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讲的饭桌收钱案例。另外比较典型的有湖南衡阳贿选案中饭桌上的送钱与收钱。

2014年8月19日，中纪委官网发表《衡阳破坏选举案透视：疯狂的红包，失控的选举》一文，其中提到湖南省人大代表候选人送钱时，会将现金和本人宣传资料用信封装好，再在信封上钉上名片，以两种方式送出：一种是委托各代表团随团工作人员或和市人大代表熟识的朋友转送，而另一种就是在会前集中宴请时送红包。

据该文介绍，代表送钱有详细的送钱明细表：一张A4纸上，按照“送红包个数、姓名、职务、金额”的顺序，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送钱情况。在金额一栏，只是依次写着几个大写字母。办案人员介绍说，字母表示的就是金额，比如“FC”，表示的就是6300元，因为26个字母中，F是第6个字母，C是第3个字母。“这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

2014年，中共中央对湖南衡阳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案件严肃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9人。在今年初的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对衡阳贿选案点名批评。

“政事儿”注意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也曾在饭店收取贿赂。据媒体报道，2008年3月，开发商武某某为报答王素毅在工程施工许可上的帮助，在北京国际饭店给王素毅送上每块重1公斤的黄金10块，价值人民币234万元。

办公室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记者关于“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的提问时，也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查处了一个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不同意，老板就从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上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完之后，老板马上把它塞到嘴里、吞到肚里去了，厅长一看：此人可靠。事办了，3000万也如数收到了。”

“政事儿”注意到，官员个人办公室因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也成为贪官直接收钱的“自留地”。查办大老虎时，多会发现其办公室藏有巨额现金。

据新华社报道，在西南某省，当地一些单位领导不仅用公款送钱，甚至还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给县委书记和县长送钱的具体数额，而送钱地点就是直奔办公室。按当地“潜规则”，一般由两名领导干部去送，其中一人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另一人则站立于门外，进去的领导干部出门时再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红包已送出。

“政事儿”注意到，具有“穷县巨贪”之称的河北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就是坐在办公室敛财的典型代表。

据媒体报道，2012年2月，边飞担任大名县委书记时，在办公室收受大名县某镇党委书记所送现金人民币40万元，这名行贿人随后被任命为大名县某局局长。一年后，边飞又以借为名向此人索要15万元，这名局长筹集了20万元放到边飞办公室文件柜内。2013年春节前，当地一家公司董事长，为了让自己的企业有好的发展环境，便到边飞办公室送给他现金10万元。

2015年6月2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河北省大名县县委原书记边飞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边飞被判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纪委网站也曾以《生日成“进贡日”，办公室变受贿“宝地”》为题，通报重庆市永川区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贪腐情况时称，戴兵最常收受贿金的地方竟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如建筑商王某19次送钱，有17次是在戴兵的办公室里，还有一次是在招标办楼下；此外，戴兵还喜欢到老板们的办公室收取“红包”。

而据媒体报道，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春节都不回家和家人团聚，居然坐在办公室等人送钱上门。据他交代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180余人，“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几百万元。”

家中

相对于办公室，家的隐蔽性更强。而对某些官员来说，在家中进行权钱交易不易被察觉，故此，家中收钱，是众多贪腐官员的选择。众多贪腐官员收受的巨额钱财，也多是储存在家中。

“政事儿”注意到，在家中贪腐，官员亲属多会参与其中，造成“家庭式腐败”。

据媒体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被检方指控有45笔受贿记录，其妻子王志宏收取了13笔，其中有11笔是在内蒙古的家中完成，另2笔是在北京接受。王志宏成为了王素毅的“财务总监”。

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素毅因受贿1073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当庭表示认罪并不上诉。

2012年11月29日，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因腐败问题被查。据官方通报，王有明担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后，求他办事的人多了，送钱送东西的人也多了，逢年过节的人情来往使得王有明家中门庭若市。王有明也曾在收与不收中徘徊，但“钱是别人拜年留下的，又没说让我办什么事”的思想占了上风，他在半推半就中接受着别人的财物。而其妻子不但不劝夫戒贪，反而直接参与巨额受贿中。

在家收钱，不仅给官员带来物质财富，还带来精神成就感。“十八大”后山东省首位落马的高校党委书记徐同文就是典型。

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在2000年至2014年4月，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妻秦桂芳、特定关系人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423万余元。2009年5月，徐同文还虚列支出，套取科研经费1.4万余元占为己有。

“政事儿”注意到，徐同文落马后忏悔道，“2003年前后，在筹建临沂大学期间，每当为学校筹集到一笔建设经费，我就会从内心感到很有成就感。可到了2012年之后，每当听到有人给家里送钱，我才会从心里感到很有成就感。”

赌桌上

除了在饭桌上、办公室和家中，赌桌和小车上也是最常出现的官员行贿受贿地点。

5月16日，备受关注的“五毒书记”深圳市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涉嫌受贿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指控蒋尊玉涉嫌收受财物共计超过7000万元。

五毒书记，是指其被查出近乎疯狂地收受巨额利益、用公款送礼，还隐瞒“裸官”身份、在私企老板的安排下多次嫖娼、参与赌博、与多名女性通奸，被一线办案人员形容为“五毒俱全”的干部。

“政事儿”注意到，参与赌博，是蒋尊玉权力寻租的好时机。据媒体报道，蒋尊玉与私企老板不仅勾肩搭背，更发展到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地步，形成了江湖气息浓郁的圈子文化。表面上，蒋与这些老板称兄道弟，但实际却“利”字当头、抱团共腐、乱象丛生。工作之外，蒋尊玉与他们打高尔夫、打牌斗地主，享受着被人以“老板”“大哥”相称的权力快感。在蒋外出开会期间，这些社会老板成群结队，以与其赌博、代其理财为由间接行贿，进行隐秘的利益输送。

小车内

“政事儿”注意到，部分贪官利用小车来收受不义之财。在车上，一般是行贿人员送官员上车，在车内再送上现金，官员一般很少有时间推辞和拒绝。

据媒体报道，广西防城港市政协原副主席黄福明，2009年至2012年期间，收受行贿人覃某钱款160万元，7次收钱地点除办公室及饭店各一次外，其余5次均发生黄福明的小车内。

而成都市武侯区原副区长郑勇用车直接装钱，则有着电影大片中的既视感。

据媒体报道，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刘某约郑勇在一家茶楼喝茶，喝完茶后，刘某从车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说是一点心意，然后把塑料袋放在了郑勇的车内。当晚，郑勇回到家里，打开袋子一看，全是崭新的百元大钞，共两捆，每捆10万元，整整20万元。

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刘某又约郑勇在一家茶楼喝茶，喝完茶后，一起离开停车场，刘某从车子后备厢取出一个塑料袋放在了郑勇的车内，说感谢在工程项目上的支持，郑勇回到家里，打开袋子一看，又是整整20万元。

2012年郑勇被一个企业老板实名举报后被纪委调查，2013年郑勇因受贿罪获刑14年。

“政事儿”注意到，“军老虎”谷俊山也有用车装上金条后行贿的经历。据媒体报道，谷俊山在向下敛财之余，也会时时向上进贡，其送礼方式是“准备一辆12缸的奔驰600，里面放上上百公斤的金条，车钥匙直接给送礼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