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高校的一些新闻值得我们注意。

2018年1月12日，对外经贸大学一教授被指性侵一女大学生数月；2018年1月1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实名举报性侵女学生；2017年12月19日，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指长期猥亵性侵女学生……

除了性侵，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某在2017年12月26日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杨某的女友认为，男友悲剧与其女博导周某有关。她称，杨某在读博士期间，周某经常安排他做PPT，打扫卫生，买东西……答应帮他联系出国，又未能兑现。“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这一指控，目前尚未被证实。

不过，频繁爆出的新闻却不得不把我们的视线拖回师生关系的现实图景中。

沉默

“沉默”，是我们观察师生关系的第一个关键词。或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象牙塔”的相对封闭性。

以北航事件为例，美国硅谷华裔女学者罗某在网上实名举报陈某曾经对其进行性骚扰的经历，发生在12年前。这12年间，受到陈某侵犯的女生高达7名。她们成立了一个叫“水果硬糖”的微信群。不过，无一例外，她们都选择了匿名，以A、B、C、D、E……等字母来指代。

罗某坦言，“此前，我们以为陈某只是性骚扰女学生，直到我们知道还有一名女生怀孕了，才恍然大悟……只是没有女生会愿意站出来。”可怕的是，在罗某举报的过程中，被骚扰的同门姐妹彻底陷入了沉默。

沉默，不意味着应该被批评。罗某在被陈小武性骚扰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父母。但是，保守的父母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希望孩子为了保送机会忍下去。但是，这种沉默的非常痛苦的。“在陈某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因为被欺负得太厉害，出国前还得了抑郁症，幻听幻视，是吃抗抑郁药维持下来的。”

相比之下，陈某的发展之路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路扶摇直上。2007年，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教授；2008年，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2013年，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5年，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欣慰的是，这件事最终被曝光。罗某说自己刚开始联系上北航校方时，有老师还说，学校欠你们这些女生一个道歉，没有保护好你们。后来，尽管面临不少压力，校方还是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撤销了陈某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

教育部也没有沉默。他们决定撤销陈某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并责成学校解除与陈某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但是，又有几个受害者能像罗某一样站出来呢？即便站出来了，又有几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事实证明，“烂尾”的可能性非常大。校方往往为了学校声誉，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或金钱来做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

 

师生

无一例外，以上的几段案例中，师生关系都偏离了我们的常规认识。

师生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对知识的处理制度。为了实现知识的接力，教育制度设计了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两种角色。通俗来说，就是老师和学生。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依据传统的文化界定，还是现代的教育制度设计，师生关系始终属于一种质量较高的人际关系类型，其交往的低风险甚至零风险，互动过程的增益性，交往效果的未来指向性等，都是一般人际关系所不具备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丑闻呢？仅仅是“师德”变成了“失德”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接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还是一个师生关系互动建构的过程。

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往往伴随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拟亲属关系特征。在这种价值框架下，教师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功能，并且把学生当作弟子，学生也视老师为遵从和感恩的对象。在目前研究生导师与硕士、博士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

在这种关系的形塑中，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往往不同于本科教育“大众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果，而是带有导师明显的个人化特征，并深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就业当中去。

同时，导师在这个关系过程中充当了学校管理机构的代理人角色，直接行使对学生的课程考核、学业评判、思想教育、行为控制等一系列的权力。相应地，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成为了人身的依附者。

于是，当一些导师扭曲这种关系后，学生往往会处于弱势的地位。以西安交大事件为例，杨某的导师对他或暗示或明示的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去她家中装窗帘等。此外，还有 “晚12点之前随叫随到”“陪我打麻将比学英语重要”等无理要求，甚至自己为学生带的“剩饭剩菜”，如果学生不吃就会被 “指责谩骂”。

 

 

杨宝德与同门的吐槽群

 

 

 

 

 

 

 

学生与其博导的聊天记录

异化

调研发现，这种扭曲的关系在理工科教育中还会被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雇佣关系。学生成为“民工”，导师成为“老板”。

尽管有许多研究生表示，能够在给导师打工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是，如果仅仅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从事一些毫无知识增量的重复劳动，就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初衷了。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

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结构下，“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

杨某的女友曾经劝他换个导师。但杨某几乎没考虑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杨某的一位同专业硕士同班同学告诉媒体，在学校3年，她从未听闻曾有人申请转导师，“想想都太难了”。

 

 

出路

梳理从性侵到跳河的一系列案件可以发现，导师对学生的“绝对管理权”，往往会导致权力的膨胀而使导师不断“越界”。

南昌大学事件中，被害者小柔只是一名本科生，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某并无瓜葛，直至被诱使加入“师门”这个封闭的群落后，才遭受不幸的。

据知情人透露说，小柔非常单纯，之前也没有恋爱经验，由于学习国学，对老师特别尊重。周某曾挑拨过小柔与宿舍同学的关系，因此小柔与同学相处得并不好。她很害怕，不敢和别人说，加之周某对她有表白的情节，她反而对周某产生了依赖心理。

在更普遍的范围中，这种“绝对管理权”会让有些导师把洗车、拖地、接孩子等事情交给学生；或者让学生帮忙完成项目、购买物资却几乎不支付费用；甚至为了增加人手，强迫硕士转为博士充当廉价劳动力。最令人唏嘘的是，很多学生面对这种情况竟然无法寻求不到一种应对方法。

 

 

 

 

杨某与其博导的聊天记录

（该图片由杨某女友提供）

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也是“水果硬糖”群的明确诉求。

“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律师万淼焱认为，在性骚扰问题上，也是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才使得无数女性只能沉默。

一方面，中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着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同程度保护。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名誉受损、迫于老师的威胁以及正常毕业的学业诉求，让很多人选择保持了沉默，法律救济的途径被搁置。

 

 

澳大利亚的反性侵游行

高校

这其中，高校的责任同样不能缺位。

先来看两个案例：

2016年8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因对多名涉嫌性侵学生的教授制裁乏力引咎辞职。据称，曾有超过45名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签署请愿书，表达他们对德克斯的领导丧失信心。

另一所著名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加布里埃尔·皮特伯格，因为给两名研究生发送带有性暗示的短信、邮件以及肢体压迫侵犯她们，遭到学生的投诉和起诉。据介绍，学校本来打算通过支付高达46万美元的和解赔偿将事情摆平，但被丑闻激怒的学生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对自己学生下手的著名教授，发起了针对他的集体抗议。

两个案例，讲述了与文章开头所举事例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其中既有来自教师的监督，也有源于学生的抗议，但更多的，是得益于高校对相关权力的监督机制。

在中国，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强化师德监督，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比如：

要构建高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健全完善学生评教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高校及主管部门建立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只是，三分决策，七分落实。如何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高校导师权力制约机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侠客岛